炎帝的称谓问题，从古至今是有争议的。在本文中，依据有关史料，结合今人研究的成果，主要就炎帝称谓的来源、涵义，炎帝与神农氏的关系诸问题加以探讨，以求教于方家。

一、炎帝称谓的由来

关于炎帝称谓的来源，古人曾作过解释。《吕氏春秋·孟夏纪》说：“孟夏之月……其日丙丁。其帝炎帝。”高诱注：“炎帝，少典之子，姓姜氏，以火德王天下，是为炎帝。”
《淮南子·时则训》又称炎帝为赤帝。高诱解释说：“炎帝，南方火德之帝也。”《帝王世纪》说：“有圣德，以火承木，位在南方，主夏，故谓之炎帝。”在其他古籍里也有“以火德王，号曰炎帝”的说法。

其实，这些说法均不足为据。因为，其一，我们知道，五行学说的盛行，当在春秋战国之际，最早也不会早于西周。（岑仲勉：《五行起于何时》，《西周文史论丛》第279页）这就说明高诱等人拿后世阴阳五行学说来解释炎帝之称谓的来源是站不住脚的。其二，依五行说，南为火，夏为火，那么，炎帝不就成了“以火承木”、“位在南方”的“主夏”之神?《汉书·魏相传》说：“南方之神炎帝，乘离执衡司夏。”这种以五行与五方、五色、四时相配，及再配五德、相生相克的做法，其本身就是主观唯心的，具有循环论的宗教迷信色彩。以此来解释炎帝称谓的来源，就只能把炎帝变成“神”，而不是人。这显然是有悖于历史事实的。其三，《帝王世纪》的作者既说炎帝“长于姜水”，又说炎帝“位在南方”，因“主夏”而称炎帝，这岂不是矛盾?致使炎帝似人非人，似神非神，不伦不类。

辨析了上面的说法之后，我们认为，炎帝称谓的来源基于两方面的因素：一是“善用火”，二是“祭祀”。
在我国，关于火的发明，从北京周口店发现的古人类遗址推测，从最初用自然火到学会控制火，又到学会“钻燧取火”，大约经历了几十万年甚至百万年的历史。传说火的发明者为“燧人氏”。战国时的著作《尸子》云：“燧人上观辰星，下察五木，以为火也。”《拾遗记》云：“遂明国有大树名燧，屈盘万顷。后世有圣人游日月之外，至于其国，息此树下，有鸟喙树，粲然火出，圣人感焉，因以小枝钻火，号燧人氏。”“燧人氏”是属于旧石器时代，即蒙昧时期的中期。当时的原始先民还是以采集和狩猎为生，农耕还未出现，因此，火的使用范围是很狭小的。如古籍中所记载的“以化‘腥臊’”，（《韩非子》）“教民熟食，养人利性，避臭去毒”。（《白虎通义》）当然，这对原始人类来说，“钻木取火”的发明，毕竟是一件非同寻常的大事。正如恩格斯所说的，火的利用“第一次使人支配了一种自然力，从而最终把人同动物区分开来”，（恩格斯：《反杜林论》，《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甚至可以把这种发明看作人类历史的开端”。（恩格斯：《自然辩证法》，第91页）

对火的广泛利用，尤其是把火运用于农耕，发明了“刀耕火种”，并由此而引起人类社会生活巨大变化的是新石器时代，即神农氏时代的人们，也就是传说中的姜炎族的首领炎帝。因而，关于炎帝与火的关系的记载，也就多见之于各种古籍中。炎帝氏以火纪，故为火师而火名。（《左传·昭公十七年》）炎帝为火师，姜姓其后也。（《左传·哀公九年》）炎帝作，钻燧生火，以熟腥臊，民食之无兹胃之病，而天下化之。（《管子·轻重戊》）炎帝为火灾，故黄帝擒之。（《淮南子·兵略训》）炎帝作火，死而为灶。（《论衡·祭意》）(炎帝)于是修火之利，范金排货，以利国用，因时变焊，以抑时疾，以炮以焊，以为醴酪。（《路史·后纪三》）遍阅文献典籍，这类记载还有许多，兹不一一列举。这些记载已近乎道出了历史的真相，可是长期以来为研究者所忽略。这些记载，就很清楚地告诉我们，炎帝是因其善用火而得名的。那么，炎帝的善用火表现于哪些方面呢?这就需要联系炎帝之名又为神农来考察了。

首先，表现在农耕方面：刀耕火种，制作耒耜。

炎帝，以火名官……始教耕稼，故号神农氏（《史记·补三皇本纪》。）炎帝即神农氏。炎帝身号；神农代号也。（《世本·帝系篇》）炎帝……教民农耕，故天下号为神农氏。（《汉书·律历志下》）

炎帝长于姜水，始教天下耕种五谷而食之，以省杀生（《帝王世纪》）(炎帝)始教造田，谓之田祖，先为稼穑。神其农业，谓之神农。（荀爽：《诗传》）神农始教民播种百谷，相土地宜燥湿肥硗高下。（《淮南子·修务训》）古之人皆食禽兽肉，至于神农，人民众多，禽兽不足，于是神农因天之时，分地之利，制耒耜，教民耕作，神而化之，使民宜之，故谓之神农也。（《白虎通义》）

这些材料说明了炎帝确实是一位精于农耕的远古氏族或部落领袖，因此被后世敬奉为“神农”、“农皇”、“农业之神”。那么，我们需要进一步说明的是火与农耕生产的关系如何呢?我们知道，原始社会末期，即炎帝时代，当人们刚刚从以渔猎为生而转向以稼穑为生时，其生产工具无疑是极其简陋的。面对茫茫荒林，要想以简陋的木、石、骨、角、蚌、陶垦荒播种，谈何容易!但是，为了生存，他们可能受自然界的启发，便想出一个好的办法，就是放火烧荒，即在一定范围内放火焚烧掉那些繁茂芜杂的茅草树林，一来可作耕地以播种五谷，二来焚烧的灰烬还可作肥料。这种方法史称“刀耕火种”，在我国的先秦古籍中就有不少记载。《诗·大雅·?朴》：“芄芄?朴，薪之縴之。”这里的“縴”，郑玄注为“积木烧也”。《诗·大雅·旱麓》：“瑟彼非?，在所燎也。”这里的“燎”，孔颖达注为“放火烧也”。很明显，这些都是说先民们在未开垦过的荒山原野放火开荒。自先秦以降，直至元、明、清时代，尚有不少学者也作过这方面的记载。元代诗人马祖常在其一首诗中说：“洗药秋汲涧，种秫春烧畲。”清代学者蒲松龄在其《农蚕经·自序》中说：“垦荒，先纵火烧草，然后深耕。”

不仅如此，据调查，我国东北、西南和西北部分山区至今还盛行着这种“刀耕火种”的耕作方式。因此，著名农史学家唐启宇先生说：“中国古代实行火耕农业，是很有名的。”（唐启宇：《中国农业史稿》，北京农业出版社1985年版，第44页）不惟中国原始先民运用过此法，世界其他民族也同样使用过“刀耕火种”这种农耕方法。原苏联著名人类学家柯斯文说：“刀种火种这种农耕方法，过去是很普遍的，并且直到今天仍然在许多落后部落部族中间持续着……哥伦布来到之前的整个美洲，由北纬十八度至南纬二十二度之间的非洲地带，大洋洲全部，印度尼西亚全部，印度支那全部，印度大部分，中国的一部分及其亚洲其他许多地方，对土地加工的这种方式，在整个欧洲，直到进入有史时期后，也还是广泛传播着的。”（柯斯文：《原始文化史纲》张锡彤译，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82页）

从上述不难看出，说炎帝为“火灾”是不确切的。他之所以“纵火”，实际上完全是为着农业生产的需要，是造福于民。关于这个问题，张舜徽先生说得至为明确。他说：“神农二字，神是治理的意思。(《尔雅·释诗》：‘神，治也’)其义自然可解为‘治田’。治田的开始，必然先有拓荒辟土的大规模烧山。”“先把山泽中的杂树荆棘以及其他障碍物用火、刀清除以后，才有可能进去开垦，这是远古进行农业生产的先决问题。”“所以有些古书，也称‘神农氏’与‘烈山氏’。这便是《孟子》所云‘烈山泽而焚之’的意思。”（张舜徽：《中国古代劳动人民创物志》，华中工学院出版社1984年版，第1页）这实际上就是说，炎帝之名由“烈山”而来。（陈代兴、徐忠：《炎帝本事索隐》，《炎帝》，长江出版社1990年版）

前面说的是放火烧荒、开辟土地。下面，我们再看看农耕工具的制作。据《周易·系辞下》说：“庖牺氏没，神农氏作，斫木为耜，揉木为耒，耒耜之利，以教天下。”而“揉木”是离不开火的作用的。这里的“揉”字就具体反映了用火加工的过程。湿的木材在火上适当烧烤便很容易由直变曲，由曲变直，甚至一些质地柔韧的木材经火烧烤后，还可以盘曲为圈状，略加固定，冷却之后也不容易变形。人们可以用火把木材加工成合乎需要的各种形式。从山东武梁祠汉画像石刻神农执耒耜教稼图来看，耒耜的柄是弯曲形的，在制作过程中用火去“揉”当在情理之中。时于今日，陕西关中农民在制作木犁的犁辕、犁杖时仍沿用这种传统工艺。做竹筐、竹篮的提梁，平整土地的木质磨，晾晒、碾打谷物、柴草等的双齿木杈，要有一定的弯曲度，都离不开“火揉”。（刘方：《炎帝与火》，《炎帝与中华文化》，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

其次，表现在生活用具方面：烧制陶器，冶炼金属。

关于炎帝制作陶器的记载在古籍中也是多见的。或云“神农耕而作陶”（《路史·外纪》），或云“埏埴以为器”（《老子》），或云“修火之利，范金、合上”等等。要制作陶器，也就离不开火。从宝鸡地区500余处仰韶文化遗址和200余处龙山文化遗址出土的数以千计的陶片、陶器以及多处烧制陶器的陶窑就很能说明这个问题。至于古籍中记载炎帝“范金、合土”，“范金排货”（《路史·后记》），这可从蚩尤“削金为刀，割皮为甲”的记载（《刘子新论》。），和甘肃齐家文化遗址出土的纯度很高的红铜制品刀、匕、锥、凿、指环等提供的佐证，说明率先进入农耕文明的炎帝族是有可能首先开始用火冶炼金属的。（刘方：《炎帝与火》，《炎帝与中华文化》，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

第三，表现在饮食医药方面：以熟腥臊，防治疾病。

《管子·轻重戊》：“炎帝作，钻燧取火，以熟腥臊，民食之，无兹胃之病，而天下化之。”《帝王世纪》：炎帝“尝味草木，宣荣疗疾，救夭伤人命”。西晋张华《博物志》：“神农始究息脉，辨药性，制针灸，作巫方。”南朝梁元帝萧绎《金楼子》：“炎帝神农氏……嘉禾生，醴泉出。”生食化熟，不仅提高了原始先民的生活质量，而且有益于身体健康。这是人“有异于禽兽”的又一重要标志。（应劭：《风俗通·三皇》）“陶器的制作和火在医药方面的应用，才使烫、熏、蒸、洗浴、石砭、火针、艾灸、熨贴、汤药、酒醪等医药技术得以形成”。（刘方：《炎帝与火》，《炎帝与中华文化》，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

另外，根据文献典籍的记载，炎帝把火还运用在制造乐器和兵器方面。如《刘子新论》所说：“神农弦木为弧，剡木为矢，弧矢之利以威天下。”“弦木”就离不开火的加工制作。

上面，我们从炎帝善用火的角度，说明了炎帝称谓的来源。实际上只说了“炎”的来源。下面我们再从祭祀的角度，说明炎帝何以为“帝”，也就是“帝”号之意义。

“万物有灵论是宗教思想发展的最初阶段”。（《普列汉诺夫哲学著作选集》第2卷，三联书店1961年版，第720页）我们的原始先民在其漫长的顽强的生存努力中，先民的体力和脑力日益进步，到了他们“两手教导头脑，随后聪明一些的头脑教导双手，以及聪明的两手再度更有力的促进头脑的发展”的时候（高尔基：《苏联的文学》，转引自冯天喻主编：《中华文化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283页），先民们便不再仅仅被动地应付自然的考验，而开始试图对长期困扰他们的自然现象，如月落日升、电闪雷鸣、草木枯荣、动物乃至人类自身的生死提出解释。梦幻诱发了先民的“灵魂”观念。激烈的争斗、危险的狩猎、失败的沮丧、成功的喜悦……但是一觉醒来，伴随他们的却只有空寂的寒冷与呼号的山风。这种现象诱导出一种寄寓于人体之内、但又不受身体制约、在人们睡梦中或死亡之后便离开躯体自由活动的“灵魂”的存在的观念。这种观念扩而大之，他们便认为凡世上不受人的身体直接控制、不受人的意愿随意支配的万事万物，都是受某种神灵驱使。于是，所有影响作用于人类生存的自然物、自然力，纷纷被幻化为形形色色的神灵：日神、月神、雷公、电母、土地爷、河伯、火神……祈祷这些神灵保佑平安、帮助先民们战胜无法预料而又无法抵御的灾祸的祭祀（冯天喻主编：《中华文化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284-285页），也就同领导生产、对外战争一样，成为本部落的一件大事，如《左传》所说的“国之大事，在祀与戎”。像这种原始宗教的崇拜，从考古资料及古籍记载也可得到说明。在农耕时期的新石器时代，太阳普照大地，土地养育万物，太阳和土地是他们赖以生存的依靠，也就成了先民们虔诚供奉的神（礻氏）。在仰韶、屈家岭、马厂等文化遗址出土的陶器上，人们往往发现表现太阳图形的纹饰；在江苏连云港将军崖、四川珙县、云南仓源、广西宁明的新石器时代岩画上，也清晰刻画着太阳神的形象。殷墟卜辞和《尚书》均有“宾日”、“饯日”等宗教仪式的记录，这显然是原始时代太阳崇拜的继续。对土地的崇拜也很盛行，虽然古实物的证据尚不丰富，但考之以“社稷五祀……自夏以上手祀之”（《左传·昭公二十九年》），“郊祀社稷，所从来尚矣”（《汉书·郊祀志》）的典籍记载和民间长久流传的“地母”神话传说，我们可以推断出这个结论。太阳、土地之外的自然物，也为我们的原始先民所崇拜，“山林、川谷、丘陵，能出云为风雨，见怪物，皆曰神”（《礼记·祭法》）。对自然物、自然力的崇拜，必然要时时加以祭祀。（冯天喻主编：《中华文化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284-285页）

《说文》说：“帝者，耏也”，“耏，祭也”，就是“以事鬼神上帝”。（《礼记·月令》，孔疏引服虔语）《史记·封禅书》引《管子》说：“炎帝封泰山，禅云云。”《史记·补三皇本纪》亦说：“炎帝神农氏，以其初为田事，故为腊祭，以报天地。”这种隆重的祭祀活动，常常由部落首领主持，相沿日久，就形成一个崇高的概念——帝，用以配有功德的首领。汉代的服虔说：“自少昊以上，天子之号以其德。”（《礼记·礼运》）班固说“德合天地称帝”，“帝者，耏也，象可承也”，就是说，帝就是象征着可以承天之运，降福于人间；于是帝的尊号也就随之产生了。（罗立洲：《关于炎帝神农氏几个问题的初探》，《炎黄文化论文集》，中国文学研究杂志社1991年版）

《说文》云：“炎，火光上也，从重火。”“帝者，耏也。”由于火与耏对原始先民十分重要，于是便把它们加之于姜炎族首领或代表之身，便称之为“炎帝”。

顺便一提的，有些论者用“祭天以燔柴”来解释炎帝之称谓的来源，这只说对了一半。将“炎”的作用仅限于燔柴祭天，就欠妥了。有的论者，将“帝”通“蒂”，以对花蒂及植物的崇拜来解释“炎帝”之“帝”，似乎也有一定的道理，但给人以牵强附会之感，亦不敢苟同。还有的论者将“炎”本义取鱼意，也还有待于作进一步探讨。

二、炎帝称谓的涵义

前面我们对炎帝称谓的来源作了考察，但这只是问题的一半。要对炎帝称谓有全面的理解，还需将问题引深一步，对炎帝称谓的涵义作一番探讨。

目前，国内史学界对炎帝称谓的涵义，有多种观点：一是具体“历史人物”说，二是“氏族”称谓说，三是“时代”称谓说，四是“象征”说等等。这些不同的说法，若从某一个角度看，是有其合理性。但这种“非此即彼”的解释，我认为欠妥，不符合中国原始社会的实际情况。炎帝毕竟为传说时代的人物，其名其姓都是后世人们依据传说而来，不像有文字出现后的人物，有确定的文字记载。所以，我们今人仅从某一个角度说“炎帝”二字指称什么，难免带有主观选择性，也就难以正确认识炎帝称谓的真正涵义。依据史料记载和当时社会的特征，我们认为，炎帝称谓应该是人物、氏族(部落)、时代三位一体的“综合”概念。

首先，炎帝是姜炎族一位杰出的首领。如何光岳先生在《炎黄源流史》一书中所说，炎帝是姜炎族的第一代领袖人物，即具体的“历史人物”。其理由：

其一，炎帝是有名有姓有出生地。《国语·晋语》云“炎帝以姜水成”。《左传·昭公十七年》云“炎帝氏以火纪，故为火师而火名”。同书“哀公九年”云“炎帝为火师，姜姓其后也”。

其二，炎帝是有妻有子又有世系。《国语·晋语》云：“昔少典氏娶有娇氏……生炎帝。”《潜夫论·五德志》云：“有神龙首出常羊，感妊姒，生赤帝魁隗，身号炎帝，世号神农。”《山海经·海内经》云：“炎帝之妻，赤水之子听（讠夭）生炎居，炎居生节并，节并生戏器，戏器生祝融，祝融降处于江水，生共工，共工生术器，术器方首颠，是复土壤，以处江水。术器生后土，后土生噎鸣，噎鸣生岁十有二。”同书又载：“炎帝之孙伯陵，伯陵同吴权之妻阿女缘妇。缘妇孕三年，是生鼓、延、殳。”同书《北山经》云：“发鸠之山，其上多柘木。有鸟焉，其状如乌，文首、白啄、赤足，名曰精卫，其名自饺。是炎帝之少女名曰女娃……”同书《大荒西经》云：“有氐人之国。炎帝之孙名曰灵恝，灵恝生氐人。是能上下于天。”《春秋命历序》云：“炎帝号曰大庭氏，传八世，合为五百二十岁。”《说文》云：“邰，炎帝之后，姜姓所封，周弃外家国。”那时国家还未出现，是说周弃之母为炎帝之女。《帝王世纪》云：“炎帝在位百二十年而崩。至榆罔凡八世，合五百三十年。”“崩长沙。”当然，这些记载里必有后人附托之言。但结合当时炎帝所处的由母系向父系过渡的社会来看，其妻其子以及“传八世”的世系或许是可信的。

其三，从古籍或记载的炎帝的事迹“修火之利”和黄帝、蚩尤之战等来看，既具体又实在，而不像有的传说那样的空泛。

若把以上的三方面联缀起来，我们说，简直可以给炎帝填写一份“履历表”。再说，若把中华民族的始祖仅看作为一个“时代”，或“氏族”，或“部落联盟”，或“象征”的称谓，也似乎情理不通，炎黄子孙也难以接受。其次，炎帝作为姜炎族第一代首领的称谓，又具有承袭性，为姜炎部落代代首领所沿用。因而，炎帝又是氏族、部落的称谓。

传说炎帝传八世，合为五百二十岁(又说“五百三十岁”)。如果是的话，这八世的首领也不一定都是父子关系。因为据《吕氏春秋》“慎势篇”说：炎帝“十七世有天下”。一世若以三十年计算，合为五百一十年，与“八世合为五百二十岁”相吻合。由此可见，“八世”为“十七世”之中的杰出首领，才留下称号和事迹。这八世首领都称炎帝是肯定的。《史记·五帝本纪》记载的“欲侵陵诸侯”的炎帝，已绝非原来的“第一代”炎帝。晋人郭象在《庄子》注中说，炎帝“之后第八帝曰愉罔，蚩尤氏强，与榆罔争王逐榆罔，榆罔与黄帝合谋击杀蚩尤”。据此说，与黄帝同时期的榆罔，就是“欲侵陵诸侯”的炎帝了。

随着以“第一代”炎帝为首的姜炎族的繁衍和发展，而首先成为一个强大而发达的部族，因而被许多氏族部落推举为部落联盟首领。这“第一代”炎帝之称谓也就自然地成为该部落联盟的称号了，而被以后的首领袭用。《路史·蚩尤传》云：“蚩尤逐帝榆罔而自立，号炎帝。”《淮南子·时则训》云：“南方之极，自北户孙之外，贯颛顼之国，南至委火炎风之野，赤帝、祝融所司者，万二千里。”高诱注：“赤帝，炎帝，号为神农。”依据这些记载来看，“九黎之首”的蚩尤和“降处于江水”的祝融也曾加入过炎帝联盟并夺得过号称炎帝的首领地位，于是，才有蚩尤“与榆罔争王逐榆罔”之说，和南方有炎帝的传说。（炎帝与宝鸡课题组：《炎帝·姜炎文化》，三秦出版社1992年版，第23页）
徐旭生先生说：“以后这个氏族(炎帝——作者注)又有了分支，在分支中所记忆到的总是原氏族中英雄的名字。”（徐旭生：《中国古史的传说时代》，文物出版社1985年版）由于炎帝称谓被分支出来的氏族所袭用，继续以炎帝为称号，所以，在四川、河南、山西、山东、湖南、湖北等地也就出现了炎帝的传说。从这一角度来说，炎帝不仅仅是一个具体人的姓名和名号，而且“应该是部落首领的称号”，是“沿袭称号”，是“一个个实实在在的历史人物交叠形成的伟大形象”。（李绍连：《炎帝与黄帝探论》，《中州学刊》，1989年第5期）

第三，炎帝称谓还具有时代的涵义。史传：有说炎黄传八世，有说十七世，有的还说七十世。尽管说法不一，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炎帝作为一个氏族或部落，其前后存在了比较长的时间。从考古与有关文献记载相印证，一般认为约2000年左右(距今7000至5000年)。这一时期正是原始社会的母系氏族社会向父系氏族社会的过渡时期。社会的生产活动方式已由过去的采集和渔猎逐渐转向以农耕为主。这是当时社会的主要特征。而炎帝是率先进入农耕生产的首领和氏族，又是第一个发明了刀耕火种，把火运用于农耕生产方面。故炎帝为身号，神农为世号，合称为“炎帝神农氏”，正鲜明地反映了那个时代的社会主要特征。因此，我们又认为炎帝称谓还具有时代的意义。

总之，炎帝既是姜炎族众多首领中最杰出的一位首领的称谓，又因其后裔或其他部落联盟首领承袭之、借用之，也成了氏族或部落的称号；因炎帝奠定了中华民族以农立国的基础，于是，后人便赐他一个“神农氏”的“世号”，又代表那个时代。因此，也就有了时代的涵义。

三、炎帝与神农氏

关于炎帝与神农氏的关系问题，从古到今，史学界一直存在着较大分歧：一种观点认为，炎帝非神农氏，神农氏亦非炎帝，二者毫无关系；一种观点认为，炎帝即神农氏，神农氏即炎帝，二者是同一个人(氏族)。对于“神农氏”一名称本身亦有不同的看法：有的说指一个人(氏族)，有的说指时代，即整个原始社会。为了论述的方便，我们先阐述神农氏概念的涵义，然后再论述二者的关系问题。

对神农氏的涵义，笔者同意景明先生的说法，是时代的称号，即“对社会形态的一个阶段的称呼，既不代表一个具体的氏族，更不是一个具体的人”。（景明：《神农氏·炎帝》，西北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62、15-16、72、69页）理由：

其一，从社会发展的历史过程来看，一般认为，我国原始社会经过了有巢氏、燧人氏和伏羲、女娲的“采集天然现成产物”时期(蒙昧阶段)；距今一万年前后，又开始进入主要以经营牧业和农业的时期，即恩格斯所说的“学会靠人类活动增加天然产物生产时期”(野蛮的初级阶段)。在考古学上为中石器时代或新石器时代的早、中期；在文化区系上包括了大荔沙苑、裴李岗文化、磁山文化、老官台文化等几个阶段。这一时期的初期，据放射性碳素断代，其时间大约为公元前8000年至公元前5000年前后。此时，在我国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的广大地区内，存在着大大小小的众多的母系氏族公社，她(他)们已开始由游牧走向定居，使用着经过磨制的石器及较为精致的骨器、木器工具，经济上已经出现了原始农业，但采集渔猎在经济上还有着较高的地位。陶器和纺织也已出现，但还比较原始。晚期，当为考古学上所说的仰韶文化。放射碳素断代当为公元前5000年至公元前3000年左右。这一时期，在黄河流域有北首岭、半坡和庙底沟文化类型，在江汉地区和长江三峡地区有仰韶文化、大溪文化等。其社会形态为母系氏族社会向父系氏族社会的转型时期。定居生活相当稳固，出现了数万到数十万平方米的大规模聚落；社会组织中出现了较大的部落联盟；生产工具以磨制的石器为主，甚至已经出现了黄铜冶炼的尝试；农业成为经济中的主要产业部门；制陶业也已相当进步；人们学会了驯养猪、狗、牛、鸡、羊等家禽家畜。（景明：《神农氏·炎帝》，西北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62页）总之，这一时期，为我国以农耕为主的原始社会的发达时期。所以，传说中将这一时期称为神农(神农氏)时代是切合当时社会实际情况的。
其二，从古代传说资料来看，大凡提到神农(神农氏)的大都具有时代之特征，即与农耕有关。引文如下：庖牺氏没，神农氏作，斫木为耜，揉木为耒，耒耨之利，以教天下。（《周易·系辞下》）

神农氏作，树五谷淇山之阳，九州之民乃知谷食而天下化之。（《管子·轻重戊》）

神农之世，卧则居居，起则于于。民知其母，不知其父，与麋鹿共处，耕而食，织而衣，无有相害之心。此至德之隆也。（《庄子·盗跖》）神农之世，男耕而食，妇织而衣；刑政不用而治，甲兵不起而王。（《商君书·画策》）神农理天下，欲雨则雨。五日为行雨，旬为谷雨，旬五日为时雨。正四时之制，万物咸利。故谓之神农。（尸佼《尸子·重治》）《神农之教》曰：“士有当年而不耕者，则天下或受其饥矣；女有当年而不绩者，则天下或受其寒矣。”故身亲耕，妻亲绩，所以见致民利也。（《吕氏春秋·爱类》）

神农之治……甘雨时降，五谷蕃植；春生夏长，秋收冬藏；月省时考，岁终献功；以时尝谷，祀于明堂。（《淮南子·主术训》）
谓之神农何?古之人民皆食禽兽肉。至于神农，人民众多，禽兽不足。于是神农因天之时，分地之利，制未耜……教民农作，神而化之。故谓之神农也。（《白虎通义》）
以上我们比较多地引用了秦汉以前的史料。从所引史料和未引用的史料来看，我们可以得出三点认识：一是凡提到神农(神农氏)必与农耕有关；二是神农无姓亦无生地，无妻无子亦无世系；三是从“神农之世”、“神农之时”等句子看，明确的是指一个时代。诚然，在秦汉之际，也有记载神农世系的文字，如神农“七十世而有天下”，“神农十七世而有天下”。不过这里已是神农与炎帝发生了关系，以炎帝世号“神农”代炎帝，实际指炎帝。

其三，从神农氏这个概念本身来看，就是一种泛指，即凡在原始农耕上做出贡献的，后人都加封其为“神农”或“农神”，不是专指某一个人或氏族。例如高诱注《吕览》云：“昔炎帝神农能殖嘉谷，神而化之，号为神农，后世因名其官为神农”。郑玄注《礼记》云：“土神曰神农者，以其言稼穑”，又说：“田祖，始耕者，谓之神农。”《山海经》说周弃之孙“叔均乃为田祖”。《国语·鲁语上》云：“昔烈山氏之有天下也，其子曰柱，能殖百谷百蔬；夏之兴也，周弃继之，故祀以为稷”。《左传》“昭公二十九年”曰：“稷，田正也。有烈山氏之子曰柱为稷，自夏以上祀之；周弃亦为稷，自商以来祀之”。从以上史料看，至少在东汉以前既有以神农为农官的名称，又有以神农为农神的名称。其皆源之于“能殖嘉谷”、“始耕田”的历史传说。所以，不仅炎帝称为神农，就连叔均、烈山氏之子柱、周弃等亦称为神农。

其四，从原始农业的产生和发展的历史过程来看。从纵的方面说，从采集、渔猎、游牧到农耕定居，需要有一个相当长的历史过程，不是一代或几代人能完成的；从横的方面说，也不是一个人或几个氏族部落所能实现的，而需要许多代人和众多氏族部落的共同艰苦努力才能完成。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大量的新石器考古资料就说明了这个问题。

所以，从历史发展次序说，神农是代表伏羲之后、黄帝之前的一个进入原始农耕的历史时代。吕振羽先生在其《中国历史讲稿》中说：“神农氏开始知道农耕，轩辕氏知道农业和盖房子……古书神话式的记载关于有巢氏、燧人氏、伏羲氏、神农氏、轩辕氏、尧、舜、禹及所谓夏朝，其所表述的社会形态基本上又与马克思、恩格斯所阐述的原始公社制的社会形态及其历史发展过程相适合。”吕先生的见解是正确的。

那么，为什么会出现把神农氏看作为一个人(氏族)，并与炎帝发生关系而等同起来的说法呢?我们说，这除了世代口耳相传的失误之外，主要的还是古人缺乏对社会历史发展的科学认识，他们不可能像今人一样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去分析、认识自然和社会现象。他们或者认为是自然和社会以外的一种力量，即“神”赋予的，或者认为是由某个神一样的英雄人物创造的。如“女娲补天”、“精卫填海”、“后羿射日”等等神话的产生就说明了这一点。所以，将神农氏这一时代称号误认为一个人，进而便与炎帝串连起来。景明先生在分析这一原因时说：“神农氏是后世对原始社会发展农业时代的总结性提法。当时人类还处于母系氏族公社的初期……因此，他们便干脆将炎帝神农氏合而为一。”（景明：《神农氏·炎帝》，西北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72页）这一分析是有一定道理的。其实，炎帝即神农氏的说法，古人中已有人提出了怀疑。清代中叶的崔述在《补上古考信录》中说：“然则帝于之前者自为神农氏与炎帝无涉也。”近代的一些学者也看出了这一点，他们说：“炎帝与神农氏在先秦古籍中本不相谋，至汉以后始而为一也。”（景明：《神农氏·炎帝》，西北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69页）

说炎帝与神农氏“本不相谋”，并不是说二者就风马牛不相及。既然在秦汉以后的史书中，炎帝神农氏为一体的说法颇多，就不能认为是毫无道理和无根据的。第一，在传说史料中，炎帝与神农氏都排列于伏羲之后黄帝之前，具有时代的一致性；第二，神农时代原始先民的主要生产活动是农耕，而炎帝作为神农时代晚期的一个以农耕为主要生产活动的姜炎部族的首领，他所代表的这一时期正是神农时代农耕生产最为发达、最为辉煌的时期，也是最有代表性的时期。于是，提到炎帝就必然联系到神农氏，说到神农氏亦就自然地联系到炎帝。可能基于以上这两个方面的原因，古人在研究这一历史时代时，便将二者(人物与时代)合在了一起，称为“炎帝神农氏”或“神农氏炎帝”。从这一意义上说，炎帝与神农氏又是不可分割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