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座长城半部中国史。

2017年8月30日，《中国长城志》完成国家出版基金验收，被评为优秀项目，标志着这一重大出版工程圆满结项。

这是有关中国长城的第一部大型志体著作，也是目前规模最大的关于中国长城的著述。

10卷，12册，2500万字，300余位学者，投资数千万元；从2007年立项到2017年完成验收，前后十余载，一次次面红耳赤，一幅幅古代舆图海外征集，一双双脚印留痕荒无人烟崇山峻岭，一组组实测数据孤城绝塞残垣断壁，一个个严寒酷暑青灯黄卷，一遍遍数易其稿璧坐玑驰……

《中国长城志》的横空出世，筑起了一座出版界的“文化长城”，其孕育、诞生过程不仅凝聚着数千人的心血，而且创作团队倾力打造时代精品的文化坚守与工匠精神，更是长城精神的时代注脚。

10卷、12册的《中国长城志》摆放在一起，书脊连成的是一幅壮美的长城画卷。江苏凤凰科学技术出版社 供图

凤凰有心，学会有意，遂一拍即合

长城，在中华大地上存在了2000多年，是人类史上最伟大的人工建筑之一。长城以其悠久的历史和深厚的民族文化底蕴，不仅成为中国的文化遗产，也是世界文化史上的宝贵财富。

然而，就是这样一个享誉世界的伟大建筑，在我国的文献史上尚没有一套与之恢宏气势相配套的论著，能找到的文字记载也只是零星散落在地方志，以及相关领域的文章和片段中。

正是这样的现实，为《中国长城志》的诞生提供了理论上的可能与实践的必要。

《中国长城志》最终由凤凰出版传媒集团投资组织，中国长城学会参与，江苏凤凰科学技术出版社出版。

作为我国出版行业的龙头企业，以“书业为主、置业为辅、多业为补”的凤凰出版传媒集团，早在2007年《中国长城志》立项之初就将其定为重大出版工程，又在2013年由单一的《中国长城志》出版项目拓展为中国长城跨媒体复合出版工程后，确定其成为凤凰出版传媒集团的十大出版工程之一，为《中国长城志》顺利出版提供了坚实的保障。

而成立于1987年的中国长城学会，主要任务和目标就是“让雄伟的长城走向世界，把古老的长城留给子孙”，这为启动出版《中国长城志》提供了可能。

作为该重大工程的具体执行方，江苏凤凰科学技术出版社40年来始终致力于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使科技出版服务于经济建设、促进科技进步、提高全民族科学文化素质，拥有一支学科较齐全、水平较高的编辑队伍。这为《中国长城志》的成功落地提供了现实可行的主要条件。

由此，3家单位从不同角度进行多元碰撞，在寻找、孕育、呼唤传世之作、精品之作的出版上形成共识——确定凤凰出版传媒集团原董事长陈海燕，时任江苏凤凰科学技术出版社社长、总编辑黎雪，中国长城学会副会长董耀会成为《中国长城志》复合出版工程的“核心三角”。

作为《中国长城志》的总主编，陈海燕的内心深处还有另外一层考虑——

“长城是最伟大的人类建筑，而且在可以预见的未来，其建筑规模难以超越。然而很多人并不真正懂得，长城对于中华民族意味着什么，甚至仍有诟病之言。向公众还原真实的长城和长城真实的贡献，这是编修长城志的初衷和社会意义。”

2007年7月1日，陈海燕代表凤凰出版传媒集团，黎雪代表江苏凤凰科学技术出版社，董耀会代表中国长城学会，三方在北京举行签约仪式，标志着《中国长城志》出版工程正式启动。

第九届、第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中国长城学会会长许嘉璐在签约仪式上提出希望：“每一卷本、每一章节，都应像长城上的一块砖，有助于中外读者认识长城、感知中华文明，成为世界探知中华文明历史轨迹的重要平台，为研究长城、保护长城，为传承民族文化、促进文明进步、构建和谐社会作出应有的贡献！”

为世界上最大的地表文物著书立传，以有限的图文篇幅记录数千年漫长的历史，何其之难！将零散的资料采集整理、辑录成书，形成系统研究，更是难上加难！

然而，历史的长卷就此展开。

遇难开路，遇险辟途，即一气呵成

2007年，《中国长城志》完成立项后，江苏凤凰科学技术出版社随即在北京专门设立了长城出版中心，负责全程参与策划、组织、跟踪，以及出版工作。

万事开头难。凤凰出版传媒集团和江苏凤凰科学技术出版社主要领导为《中国长城志》的顶层设计、基本框架、出版中心运作、节点监控、核心岗位人员的配备等倾注了大量心血。

在长城出版中心，记者看到了依然挂在墙壁上的《中国长城志》进度表，精确的分配与严谨的细节一目了然。本报记者 赵新乐 摄

顶层设计难在主要人员的选择。江苏凤凰科学技术出版社任命李纯为长城出版中心主任，自南京派往北京主持工作。这一去，就是12个春夏秋冬。他践行并见证了这一巨著的孕育、成长、开花结果的每一个过程。

顶层设计难在组织机构和基本框架的确立。从成立编纂委员会——形成核心专家组——组成专家委员会——组建长城出版中心；从前期专题调研到确定基础的框架结构、体裁、篇目，以至遴选各分卷主编、制定编纂规范，形成统一认识，整整经过了近两年时间。

顶层设计难在各卷的统一与拼接。这两年，是《中国长城志》起步最为艰难的时刻，其中的酸甜苦辣一言难以尽之。

“争论、甚至争吵、不停地争吵……”再次回忆起当初的场景，担任《中国长城志》总策划的黎雪历历在目：每个专家都有自己熟悉的领域和对长城不同的理解，要让他们形成一致的认识，就像是要把很多优秀的独唱选手放在一起，形成优美的和声。

那时候，从南京到北京近10个小时的夜车上，黎雪做的最多的心理建设，就是准备新的一天即将面对会场上“剑拔弩张”的场面。

用黎雪的话说，这些“争吵”都是学术研究中的碰撞，是对治学的认真、对研究的严谨、对学术的执着，是自由思想的交流，“吵而不翻，和而不同，通过有争论、有包容、有统一的研究，理清了思路、想法，明确了方向，又通过进一步交流产生了新的思路、想法，形成了一本本分卷的组稿思路，形成了统一的整体架构”。

2009年，十路人马齐头并进，《中国长城志》各卷先后进入组稿阶段。各卷主编召开编写会议，以本人的研究成果为基础，结合志书的规范，在研究中摸索出大致的写作思路和编写大纲，试写样稿，提交核心专家组集体审议。出版中心邀请相关领域专家对书稿进行评审后，就相关问题与主编、读者共同研究，提出具体修改方案。

在这个过程中，看起来已经顺利走上运行轨道的《中国长城志》“专列”，依旧面临着诸多不可预见的困难。没有丝毫历史经验可以参考的《中国长城志》创作团队只能摸着石头过河，一步一个脚印艰难地往前摸索。

有些分卷的资料屈指可数，先天不足，资料收集是比较大的难题。

其一是散，很多资料是碎片化的，没有进行系统整理，收集难度极大；其二是旧，许多资料陈旧，国家测量的数据没有完全公布，需要实地测量更新；其三是失，许多历史资料因人为的因素，发生遗失消融，有些建筑因自然的损坏，与现实不一致，需要重新核实；其四是险，长城地处荒郊野岭，交通不便，专家需要跋山涉水、风餐露宿，在崇山峻岭步行勘测。

“在这个过程中，凤凰出版传媒集团对工程给予了鼎力支持，在人财物上全力保障。”黎雪记得，为了重新测量数据，他们采用了当时最为先进的航空拍摄技术。

好在，随着各卷陆续进入编写、统稿、编辑阶段，一切逐步进入了规范、有序、常态状。

今年年初，《中国新闻出版广电报》记者在长城出版中心采访时，看到了依然挂在墙壁上的《中国长城志》进度表，各卷的“计划进度”“存在问题”“解决办法”等在表格中一目了然。

“《中国长城志》是严格按照建筑、施工工程的方式部署、实施并完成的，精确分配、严谨细节，不容半点疏漏。”黎雪依靠“时间表”“路线图”等一系列规范的制度来实现对这一重大项目的整体把握。这是江苏凤凰科学技术出版社常年抓重点工程经验的总结与灵活应用，出版社对此有明确的规定，定期跟踪，及时更新，反映进度。

用陈海燕的话说，用组织重大工程项目的方法来组织重大出版工程，是《中国长城志》能够保证顺利出版的特色，也是这一重大出版工程留给集团的宝贵经验之一。

资深出版家、中国版协原副主席周谊曾说，《中国长城志》这样的大工程是三分写作、七分管理。

2016年，《中国长城志》出版。2017年，顺利通过国家出版基金审核。

博古通今，重述轻论，集千年精粹

所谓志，大多是续修，传统的修编方法是重今略古，重点在于记述今天的情况。而《中国长城志》却是古今并重，原因在于此前从来没有一部关于长城的通志。初次尝试，就不可能略古。

担任《中国长城志》总主编的董耀会说，《中国长城志》是首次对长城的梳理，不仅对历史上的长城进行了梳理，同时对今天长城的建筑遗存、图纸等也进行了全面阐述。

与方志侧重文献查询的作用不同，《中国长城志》更侧重于著述性。研究者在深入研究之后，将自己的理解通过著述形式表达出来，不仅具有史料价值，也有思考价值。

按照《中国长城志》编委会最初制定的原则：核心专家组成员不参与写作，只是从篇章体例、结构，篇目和样稿审定、稿件审读上进行把关。但《中国长城志》核心专家、中央民族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李鸿宾却是例外。

作为《中国长城志》的基础研究领域，民族关系是研究中国长城最基础、也是贯穿整个长城史的重要部分，具有较高的学术性。而作为长期从事民族领域研究的专家，李鸿宾无疑又是“挑剔”的。

由李鸿宾和马保春主编的《环境·经济·民族》卷对有关长城的一系列基础问题进行了研究与著述。比如，长城修建在什么样的地理位置，为什么要修建在这样的地理环境下，在这样地理环境下修建的长城两边生活着什么样的族群，他们以什么样的经济类型在生活……以此为基础，以后各卷进行分领域研究。

最让读者眼前一亮的，是《图志》卷。《中国长城志·图志》收录的图中，90%是读者从未见过的。这些图不仅是国内现存的，同时集海内外长城图之精粹，其中包括意大利地理学会、梵蒂冈、中国台北“故宫博物院”等地能找到的长城图。很多古代舆图具有唯一性，属第一次对外发布。

创作团队通过全球运作，利用海外的影响力对这些资料进行收集。比如，有的国家和地区与中国没有外交和商务关系，就请作者和有关系的学者进行联系、征集，从而保证《中国长城志》的品质。

除了古代地图所蕴含的价值，现代地图的价值更为重要。《中国长城志·图志》实现了将历史上的长城遗址标注在今天的行政地图上这一创举，即便是国家层面的长城调查正在进行中。

而在整个志书规范中，《中国长城志》则遵循了求同存异的原则。在关于长城重大的核心理论问题上，不同领域的专家学者深入挖掘讨论，形成统一认识。对于不同的历史研究成果，把不同的认识同时收录，以便为后人进一步研究提供参考。

总之，《中国长城志》以学科建设的要求进行长城研究，修编方志，其中所包含的学术史料、古代文献、长城走向示意图等均可为后人研究长城提供可信的依据，为长城学逐步成为显学提供理论基础。

揽古今精粹而存不同，展千年风采而留余味。这是《中国长城志》这个“大块头”独有的魅力。

繁而不琐，厚积薄发，期内外兼收

在凤凰出版传媒集团的产品研发规划中，《中国长城志》也绝不仅仅是一套志书，而是一项重大而长远的复合出版工程。

10年编纂，长城出版中心掌握了大量资料，仅参考的论文就达3000多万字。据此，长城出版中心先后策划出版了《话说长城》《追寻远去的长城》等纸质图书和电子图书《长城》，规划了《经典长城阅读丛书》《经典长城建筑实测丛书》，以及《中国名片——长城》等系列丛书，形成了以长城为主题的选题生态群。

以中国长城跨媒体复合出版工程为抓手，针对国内外两个市场，在产品生产、学术研究、队伍成长3个方面有所突破，形成图文出版、影视制作、对外交流、数字产业4条生产线，建立拥有自主资源，集图书出版、影视多媒体、数据库制作于一体的长城出版中心的指导思想。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在英国、智利、加拿大等国共举办了10次“永远的长城”图片展。2012年，与英国哈德良长城基金会签署了双边合作框架协议，进行全方位合作，共筑“长城学”新天地，实现了长城研究的跨国发展。

2015年，凤凰出版传媒集团与中央新影集团、北京科影传媒有限公司联合拍摄的12集大型人文历史纪录片《长城：中国的故事》，在中央电视台纪录频道、中国教育电视台等电视台播出，在爱奇艺视频网站等新媒体平台投放。该片制片主任、江苏电子音像出版社原社长谢小朋告诉记者，如今，这部纪录片已成功走向海外，与日本等12家播出平台签订版权输出协议。

“保卫和平，保障交流，保证发展”，这是陈海燕一直以来坚持的理念，也是主创团队希望世界了解的长城。在陈海燕看来，一系列衍生产品海外版权的落地，输出的是中华文化的影响力。

《长城：中国的故事》策划者之一、著名作家祁智说，就像广武长城最美的标志性建筑“月亮门”坍塌那样，很多关于长城的美景，后人或将再难一睹其风采。这也是纪录片的另外一种价值。

或许，对于古老的长城文化来说，这种记录，更是一种“抢救”。

予情于志，予爱于史，扛民族之责

文化的弘扬与传播，从来都蕴含着人的情感在其中。

作为这部历史巨著的总“操刀人”，对于长城，陈海燕有着浓厚的个人情结。早在北京工作之时，家住八达岭镇的他每日推开窗便可仰望长城。那座气势恢宏、绵延不绝的巨型建筑已经深深地印刻在他心里。然而最让他难以心安的，却是社会上对于长城的误解与诟病。

“长城不止万里；修长城始于先秦，而非始于秦始皇；长城不仅是一道边墙，而是复杂的纵深防御系统；长城并非只有军事作用，而是东西方贸易的庇护线；长城绝不意味着封闭，它保护的是最先进的文明……”当陈海燕一口气说出10个否定肯定句的时候，那种对长城的了解和发自内心的爱一览无遗。

“中华复兴需要擦亮我们民族的招牌，向世界全面介绍长城和长城蕴含的丰富精神价值，将使这一民族文化符号更加辉煌耀目，这就是编修《中国长城志》的国际意义。”

这是出版人陈海燕的心愿，也是学者董耀会的梦想。

这个被誉为“长城之子”的学者，将生命的二分之一都用在研究长城、保护长城上。2008年北京奥运会期间，国务院新闻办委托中国长城学会筹备一本以长城为主题的礼品书送给各个代表团。这让当时正在操持《中国长城志》编纂的董耀会心里更加坚信：2000多年的长城文化应该被系统地研究和记录。

当2005年的一个早晨，在徐州出差的陈海燕向黎雪提道，请江苏凤凰科学技术出版社具体承担此事时，黎雪直觉这是一个重要主题研究项目，很有意义，价值重大，因此，他毫不犹豫就答应了。

在这个浑身充满激情与勇气的实干家看来，能够承担这样一个大项目，对于当时正在“开疆拓土”的江苏凤凰科学技术出版社来说无疑是一件幸事。至于会面对哪些困难，经历怎样的曲折，那是日后操作层面要解决的事。用黎雪的话说，越是艰辛的事，就越具有挑战性，很多事情都是从无到有、从小到大的，最重要的是不要把自己的想法框住。

不得不佩服黎雪选人的眼光。被派往北京常驻的李纯，戴着黑框眼镜，留着小胡须，身材略胖。在不熟悉的人看起来，这名有些憨憨的中心主任成了冲锋在最前沿的领头人。联络专家，沟通上下，组织工作……一堆看似乱麻的事情，却在这个众人眼里的“开心果”手中有序地向前推进。

12年间，李纯的父亲、岳父相继去世，远在南京的家成了他偶尔出差才能回去的地方，他自己也几次因劳累过度而被紧急送往医院抢救。如果他没有黎雪所看中的那种“坚韧”与“踏实”，也许又将是另外一种情形。

在《中国长城志》最后的冲刺阶段，新任江苏凤凰科学技术出版社社长、总编辑的傅梅，面对沉甸甸的《中国长城志》，心中充满了前所未有的责任与压力。她亲自挂帅，成立了由多名社领导参与的终审小组。审稿中，不放过每一个问题，不放过每一处细节，每卷要反复审读多个校次，由此，保证了《中国长城志》全稿的编校质量。

而这些，也仅仅是出版过程中的沧海一粟。

整个《中国长城志》编纂过程中，直接写作的专家学者329位，负责写作、编辑、校对审核的人员以及工作人员近千人。

《图志》卷主编李孝聪不会忘记，为了准确确定古代长城遗址在现代地图上的分布，差不多60%的长城上都留下了他的足迹。在办公室，他曾连续几天全神贯注地盯着电脑画图，生怕有丝毫疏漏。

回想起参与《中国长城志》出版工作的10年，74岁的宋有杰和73岁的黄永仁两位特约编辑无限感慨：“数不清跟着专家们去了多少趟长城，也记不清有多少次在公交车上审稿，更别说有多少个夜晚熬到黎明。”

十年耕耘，源自内心的热爱、研究者的责任、出版人的使命以及每一份对于长城的情感，让《中国长城志》这座“文化长城”以惊艳的姿态为新时代精品出版增添了一抹厚重的色彩。

唯梦想高，唯未来远，而后有来人

盛世修志。

在许嘉璐看来，这绝不仅仅是因为盛世有人才、有条件因而才来修典，更重要的是因为在饱尝了非盛世的痛苦，总结了民族衰而后兴的教训与经验后，需要再次清理祖先留下的遗产，以为现世和未来持续发展的镜鉴。

在陈海燕的心中，《中国长城志》将告诉世界：强盛的中华是历史常态，中华的复兴是历史必然；长城源于和平的渴望，也赋予了中华民族和平的禀性；长城标志着区别，但区别从未妨碍文明的交流；不同文明可以区别，但长城拒绝征服。

《中国长城志》2009年被列入江苏省“十二五”重点图书出版规划项目；同年，被列入国家出版基金资助项目；2010年入选新闻出版改革发展项目库；2012年入选江苏省文化产业引导资金项目；2014年被增补为“十二五”国家重点图书出版规划项目。

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出版管理司副司长许正明说，编撰出版《中国长城志》是长城研究领域的一件大事，是中国出版界、文化界的一件大事，也是人类文化遗产保护的一件大事。《中国长城志》是传承中华文脉，延续中华文化基因基础性的长期工程，填补了长城研究领域出版的空白，对于继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

从前期调研到工程立项再到完成验收，前后长达12年。在这12年中，凤凰出版传媒集团以及江苏凤凰科学技术出版社领导几次更迭，但《中国长城志》项目工程出版的进度与决心却一直没有变。

“由始至终，我们都怀着对中华文明的敬畏之心，怀着对文化传承和发扬的诚挚之意，克服重重困难，努力承担和推动志书顺利出版。”这是傅梅的肺腑之言。

近年来，凤凰出版传媒集团在经济指标持续上升的同时，精品力作也在不断推出。用凤凰出版传媒集团董事长张建康的话说，不吝巨资支持出版事业，打造精品出版是一个文化企业的情怀之所在。这也是出版人应尽的职责和使命。

“春风有影看芦浪，岸木无声听落花”。

对于每一个中国人而言，长城厚重的历史温度体现在城墙上的一砖一瓦与千年风霜，而《中国长城志》所蕴含的长城精神则是每一卷、每一页、每个字中的日以继夜、坚韧顽强、生生不息。

这种精神，就是源远流长的历史传承、百折不挠的理想信念、坚定不移的文化担当、坚韧不拔的毅力、敢为人先的勇气、脚踏实地的作风，以及日复一日、坚持不懈的工匠精神的时代体现。

出版方从领导到编撰人员，一任接续一任，矢志不渝继续奋斗，践行了“书比天大”的文化使命和担当；300余位学者十年如一日，以严谨治学的态度，协力同心，这是中国出版之幸；能够在浮躁的环境中沉下心，以做精品的态度与责任，不畏艰苦，十年耕耘，更是民族文化之幸。

作为中国长城的首部通志，愿《中国长城志》这座“文化长城”能不负梦想、不负期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