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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子公开课第二讲:孟子与齐鲁文化

信息来源: 作者: 发布日期:2013-05-10 16:52:58 点击:

孟子生于邹鲁,一生活动主要在齐鲁之地,从齐鲁文化的角度探讨孟子的成长和思想的来源,厘清二者的关系,是以往孟子研究中少有涉及而应深入挖掘的重要课题。
  一、孟子与邹鲁之风
  孟子为战国时期邹国人,邹与鲁毗邻,但文化渊源并不相同。根据杨伯峻先生《春秋左传注》考定:邹,也做邾,邾娄,是一个东夷土著的小国。王献唐《炎黄氏族文化考》认为其为炎帝神农氏的苗裔,与黄帝后裔的鲁是两支不同文化。据《左传·僖公二十一年》记载:鲁僖公之母称,“邾灭须句”为“蛮夷猾(乱)夏”,是“周祸”。次年,鲁国“伐邾,取须句,反其君”,则是“礼也”。可见在鲁人看来邹实为文化上的“异类”。细检《孟子》及以前的文献,都没有“邹鲁”并称的记载。这反映出在孟子之前,邹、鲁实际表现为两支不同质的文化。
  “邹鲁”并称,最早见于《庄子·天下》篇:“其在诗书礼乐者,邹鲁之士,搢绅先生,多能明之。”庄子与孟子同时而稍晚,这说明:1.在孟子晚年,所谓“邹鲁之风”已经形成。这应与孟子一生努力传承创新儒学密不可分。2.“邹鲁之风”是以崇尚儒学、传习六经的士风为主的,充分展示出儒学故乡的特征。3.“邹鲁”并称,邹在鲁前,这反映出邹文化在邹鲁文化中的重要地位及巨大影响力。
  前人探求孟子思想渊源,多关注到鲁文化的巨大影响,绝非偶然。鲁国本为周公封地,是周王朝在东方的文化中心。春秋时期,鲁秉周礼,有“周礼尽在鲁”之说。孔子创立儒学,大办教育,更使鲁成为繁盛的文化重心之地。孔子去世后,“鲁世世相传以岁时奉祠孔子,而诸儒亦讲礼乡饮大射于孔子冢。”孔子故乡鲁国,成为儒家发源地和孔门弟子及后学聚居讲学之所。这对孟子产生了极大的文化吸引力。同时,孟子为鲁国公族孟孙氏的后裔,与鲁国又有一种血缘的亲情。孟子葬母于鲁,曾住鲁守丧三年;其为子思门人的弟子,系统接受过儒学教育;孟子一生极崇拜孔子,以孔子继承人自居,以传播孔学为己任,这都反映出鲁文化对孟子的培育和思想上的巨大影响。
  然而,孟子一生绝大部分时间在邹国度过,从孟母三迁教子到成年后“始而设教,继而周游,终而归老”,邹文化的影响,几乎伴随他的一生。他思想的形成应该也与邹文化有密切关系。从现有历史文献考察,我认为其主体思想“仁政”的形成,与邹国文化传统具有直接关系。
  战国之邹,附庸鲁国,国小力薄,但在文化上却渊源有自,丰富深厚。其为东夷土著,始终保持了夷人的文化传统。《说文解字》:“夷俗仁”。《后汉书·东夷传》注引《风俗通》:“夷者,柢也,言仁而好生。”由于资料缺乏,邹国是否一直沿袭这样一种“仁”俗,难于详考,但《孟子·梁惠王下》记载了邹穆公在与鲁国冲突失败后,不忍处置老百姓的仁义之举。贾谊《新书·春秋》也记载了邹穆公仁政的具体举措:“无淫僻之事,无骄燕之行……自刻以广民,亲贤以定国,亲民如子”,致使“鲁、卫不敢轻,齐、楚不能胁”,穆公死后,“邹之百姓若失慈父,行哭三月”。刘向《新序·刺奢》则记载,邹穆公说粮食本来就是老百姓辛苦种出的,作为国君,“取仓之粟移之于民”,是天经地义的。从邹穆公的作为看,邹国应有一种“仁”的传统习俗。邹国以弱小之国,安然存在于大国争雄间,与他们传承“仁俗”、善行仁政有直接关系。在《论语》中,孔子上百次提到“仁”字,但“仁政”二字却从未出现,论国君如何行仁政的话语也不多见。孟子久居邹国,“聚徒讲学”,出仕为官,四十余岁方才出邹,游齐、适梁、访滕、过薛,大谈仁政理想与治国之术,邹文化传统对他思想的影响应是显而易见的。
  可以说,是邹鲁文化的结合,培育了孟子,而孟子的出现和文化上的突出成就,又使战国时期的邹、鲁文化进一步整合、提升,形成了“邹鲁文化”或“邹鲁之风”。
  二、孟子与稷下气象
  在孟子一生中,对其影响最大的诸侯国,邹、鲁之外,当属齐国。孟子曾三次游齐,长居稷下学宫,是其周游列国中,往复次数最多、居留时间最长之地。
  孟子游齐,正当齐威王、宣王在位之时。他们在政治上实行改革,唯才是举、励精图治;经济上,通货积财,工商并举、甚富而实;军事上,“带甲数十万”,有战如雷电,解如风雨之强势,大有“辟土地,朝秦楚,莅中国而抚四夷”以一统天下之志;在文化上,则大行礼贤下士之风,建造稷下学宫,招贤纳士,“高门大屋尊崇之”。齐泱泱大国的景象,对来自邹鲁之地的孟子产生了极大吸引力。
  孟子游齐也正值稷下学宫发展的高峰时期。《史记·田齐世家》载:“齐宣王喜文学游说之士,自如邹衍、淳于髡、田骈、接予、慎到、环渊之徒七十六人,皆赐列第为上大夫,不治而议论。是以齐稷下学士复盛,且数百千人。”名家荟萃,人数众多,这对孟子思想的发展、创新、提升产生了巨大影响。
  孟子久居稷下,对源远流长、博大精深的齐文化进行深入学习考察,从多个方面吸收思想成果。据统计,《孟子》中提及人物最多的是齐宣王,共23次;提到齐国大臣也有12人之多,可见其与齐国君臣交流之深广。此外,齐桓公、管仲等齐国历史上的明君贤臣也被多次提到。齐宣王在雪宫召见孟子,问及如何与民同乐的事,孟子引述一长段当年齐景公与晏婴的对话予以解说,看得出其对齐国历史文化的耳熟能详。而从思想的吸收来看,孟子提出的民贵君轻思想、“制民之产”、“有恒产者有恒心”思想、以及“省刑罚、薄税敛”等,在孔子的《论语》中,很难找到类似论述,然而在齐文化中,却能找到这些思想的渊薮,甚至语类相同的论说。例如,管仲提出“宽政役,敬百姓”,“省刑罚,薄赋税”,主张“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晏婴提出:“定民之居,成民之事”,在民、君、国关系上主张:“君民者,岂以陵民,社稷是主”等等,都能看出孟子对齐文化思想的吸收与继承。《管子》一书是稷下学者的论文汇集,郭沫若先生早就提出了孟子的“浩然正气”说,显然是将《管子·内业》等篇中的“浩然和平,以为气渊”之语及“灵气”说,“袭取了来,稍为改造了一下。”将《管子》与《孟子》多相对照,这样的例证还有不少。
  三、孟子对齐鲁文化的提升
  齐鲁文化是培育孟子思想的沃土,孟子对齐鲁文化的提升也作出了巨大贡献。
  傅斯年先生说:“自春秋到王莽时,中国上层的文化只有一个重心,这一个重心便是齐鲁。”齐鲁的“重心”地位,在战国时期,是以“邹鲁之风”与“稷下气象”为主要支撑的,而这两点都凸显出孟子的贡献。
  战国中期,随着诸子争鸣的加剧,出现了杨、墨之言并显,儒学中衰的局面。孟子一出,批杨朱、批墨家,推崇孔子,阐扬儒学,复兴了孔子故乡的儒学之风。其次,孟子传承、发展子思学说,成为思孟学派理论的发展者、主导者、完善者,将孔子儒学体系发展到一个新阶段。其三,邹、鲁文化的结合,使儒学的故乡由孔子之鲁,扩充到孔孟的“邹鲁”,并形成了一种特殊的区域文化风气:“邹鲁之风”。这种风气可以概括为士风崇儒;民风尚德;政风施仁。邹鲁之风,在战国秦汉及以后漫长的历史岁月中,对中华文化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
  孟子到稷下时,“后车数十乘,从者数百人”。《孟子》中有“夫子加齐之卿相,得行道焉!”的记载,说明孟子地位与相比肩,明显高于其他学者的“上大夫”之位。在到访的稷下先生中,孟子是与齐王直接论辩、评说最多的人。孟子以“好辩”名世,重点实践却在稷下。孟子的滔滔雄辩,锋芒毕露,大大推动了稷下争鸣的学术风气。《盐铁论·论儒》:“齐宣王褒儒尊学,孟轲、淳于髠之徒,受上大夫之禄,不任职而论国事,盖齐稷下先生千有余人”,就是对孟子助推稷下学术高峰的肯定。
  齐鲁两支文化交汇融合,在其走向一体化的过程中,有两个阶段至为重要:一是春秋末期,孔子在文化上融合齐、鲁,创立儒学;二是战国之世,借助齐对鲁的土地兼并与稷下争鸣,儒学在齐地迅速传播,使齐鲁思想文化的面貌由二元向儒化一体迅速发展。在这一过程中,孟子从三个方面予以促进:一是大力推行仁政主张,使儒学从诸子之学术走进了庙堂,成为政治家的治术议题。二是在与齐人及稷下先生的交流融合和辨析中,推动儒学进一步丰富发展,使之更加适应时代和历史发展的要求。三是大量招收齐人为其生徒,壮大了齐人中儒家学派的组织力量。在其后的《荀子》中首次出现“齐鲁”并称和“齐鲁之孝具敬父”的儒学一体化论说,正是孟子等推动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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