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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学界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四个讲清楚"座谈纪要

信息来源:《光明日报》 作者: 发布日期:2013-12-24 21:08:04 点击:

日前,西北大学名誉校长、清华大学教授,我会副会长、学术委员会主任张岂之参加了《光明日报》国学界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四个讲清楚座谈会,

日前,西北大学名誉校长、清华大学教授,我会副会长、学术委员会主任张岂之参加了《光明日报》国学界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四个讲清楚”座谈会,与会国学界学者对中华民族精神进行了深刻阐发。下面是《光明日报》国学版对此次座谈会纪要整版报道的转载。

中华民族最深沉的精神追求
——国学界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四个讲清楚”座谈纪要
《 光明日报》( 2013年12月23日 15 版)
访谈时间:2013年12月18日

访谈地点:北京湖北大厦1317会议室

访谈嘉宾:张岂之:西北大学名誉校长、清华大学教授

余敦康:中国社科院研究员

张立文:中国人民大学孔子研究教授、院长

牟钟鉴:中央民族大学教授

王志民:山东师范大学齐鲁文化研究院教授、院长

主持人:梁枢(光明日报《国学》版主编)

主持人:衷心感谢几位先生冒着严寒出席这次访谈。一段时间以来,国学界的广大学者都在热议习近平总书记在今年8月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提出的“四个讲清楚”:“宣传阐释中国特色,要讲清楚每个国家和民族的历史传统、文化积淀、基本国情不同,其发展道路必然有着自己的特色;讲清楚中华文化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沉的精神追求,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发展壮大的丰厚滋养;讲清楚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突出优势,是我们最深厚的文化软实力;讲清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植根于中华文化沃土、反映中国人民意愿、适应中国和时代发展进步要求,有着深厚历史渊源和广泛现实基础。中华民族创造了源远流长的中华文化,中华民族也一定能够创造出中华文化新的辉煌。独特的文化传统,独特的历史命运,独特的基本国情,注定了我们必然要走适合自己特点的发展道路。对我国传统文化,对国外的东西,要坚持古为今用、洋为中用,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经过科学的扬弃后使之为我所用。”我讲一个细节:一位国学院的院长在跟我交谈时,竟然一字不差地把“四个讲清楚”背了下来。他说,总书记讲得好,每句话都说到了心里面,所以一下子就记住了。我们先请张岂之先生发言。

张岂之:“四个讲清楚”是相互联系的。第一个说的是一般规律,对每一个国家和民族都适用。每个国家的历史传统、文化积淀、基本国情不同,其发展道路必然有着自己的特色。第二个就谈到中华文化了。“中华文化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沉的精神追求,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发展壮大的丰厚滋养”。这里所谈的中华文化,我的理解是:既包含有中华传统文化,又包含有现在的社会主义先进文化。这两种含义是十七大报告中就定下来的。第三个专门论述我国优秀传统文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突出优势,是我们最深厚的文化软实力”。第四个是为什么重视中国传统文化,也要重视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呢?就是由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植根于中华文化沃土、反映中国人民意愿、适应中国和时代发展进步要求,有着深厚历史渊源和广泛现实基础。”

习总书记说“讲”清楚,实际上包含要研究清楚,要理解清楚。只有这样,才能够讲清楚。这是第一个问题。

第二个问题是“什么是中华民族最深层次的精神追求”。我觉得这方面的研究成果很丰富,有助于我们对“四个讲清楚”的理解。改革开放以来的三十五年,给我们人文社会科学工作者、特别是给我们研究中国传统文化的学者提供了宽阔的舞台。包括在座的每一位学人都有理论贡献。张立文同志的和合学是上世纪90年代提出来的吧?

张立文:80年代末。

张岂之:习总书记把我们的研究成果做了一个科学的总结。“四个讲清楚”体现了从群众中来再到群众中去的唯物主义认识论。我谈谈我自己。在上世纪中叶给本科生讲专题课时我就注意到,什么是中华民族的内在精神。在清华的时候,杨振宁先生搞一个培训班,培养理论物理专业的学生将来到美国去,做他的接班人。知道这个情况后,清华大学教务长意识到,光搞物理、数学不行,必须要有人文的东西。他来找我说:“张先生能不能开一门《中国哲学精神》,请何兆武先生开《西方哲学精神》?”我一下子就答应他了。那次的讲稿1997年就出版了,名字叫《中华人文精神》。我的这本小书,第一讲,人文化成——文明之初的创造精神,讲文明起源;第二讲是刚柔并济——穷本探原的辩证精神;第三,究天人之际——天人关系的艰苦探索精神;第四,厚德载物——人格养成的道德人文精神;第五,和而不同——博采众家之长的人文会通精神;第六,经世致用——以天下为己任的责任精神;第七,生生不息——中华文化内在精神在近代的丰富与发展。都是精神。

我认为大同理念与和谐理念是中华民族千年梦想的两个重要理念。他们不属于古代哪一个学派,他们是中华民族共有的精神理念。中国共产党把这些理念用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倡导建设和谐社会,也就是小康社会,极大地凝聚了民族力量。没有相当的胆识提不出来。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最重要的命题,就是习近平同志在学习会上提出的“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并不是阶级和阶级斗争。全世界孔子学院这么多,孔子是哪一个阶级的?不管你怎么说,他不是工人阶级。好,那就是地主阶级。把地主阶级的代表作为中华文化的象征,而让外国人学习,人家也觉得奇怪。奴隶主阶级?人家更是笑得要喷出饭来。都不合适。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特殊优势:一重传承,重文化传承;文化是民族的血脉,是人民的精神家园;二重学派;三重大一统;四重史书;五重汇通。

主持人:张先生刚才说,要讲清楚,先要研究清楚。这就为国学界的广大学者提出了一个重要的任务。这是一个基本的理论建设,需要学者们从不同学科、不同角度参与进来。对于我们的研究工作,总书记的“四个讲清楚”是一种高屋建瓴的战略指导。

下面有请余先生。

余敦康:谈几点感想吧。第一个就是中国道路。每个民族走向现代化的过程中间都有自己的道路,传统、历史各个方面都不一样。至于中国道路究竟是一个什么道路,实际上一百多年来都没谈清楚。不是学西方就是学苏联,学来学去,连中国道路这个词都成了一个不好的东西,国粹。

张岂之:对。

余敦康:那时候很多人研究中国古代历史,都按照五种社会形态讲。侯外庐说,中国由原始社会进入文明社会,有一个特殊道路,这个道路和西方不一样,引起了很大的争论。我那时候做学生觉得很新鲜。侯外庐说了两句话,我到现在还记得很清楚:中国文化早熟;保留了血缘关系、氏族组织,一步跨入文明。中国文化和希腊相比,希腊是智者气象,哲学家的气象,中国是贤人作风,讲道德。所以,中国文明与路径就与西方不一样。前段时间,我在中国社科院历史所做了一个演讲,就把侯外庐的这个思想好好推崇一下。现在习近平同志特别强调中国道路问题,中国道路不解决,后面什么都谈不清楚。记得国学版发表了陈谷嘉的几篇文章,谈中国路径的侯外庐思想。

牟钟鉴:我看过,写得非常好。

主持人:这个事是这样:2011年末,国学版借用侯外庐的概念,开辟了“中国路径”专栏,开展对中国文明独特性的专题研究。陈谷嘉的文章就是在这个专栏里发表的。

余敦康:对。我联想到张光直。他说,从全世界的文化人类学上看,中国文化是最典型的,西方文化是不典型的。

张岂之:对。

余敦康:西方文化、埃及文化、巴比伦文化都中断了,希腊文化也断裂了,唯有中国文化一以贯之。这才典型。张光直的研究证明侯外庐的说法是正确的。现在西方文化老是和中国文化较真儿,谁代表正统。这是可以争论的。我们根据侯外庐的思想来说,中国古代的历史起源,三皇五帝都可以说,最有名的是《尚书·尧典》:克明俊德,以亲九族,然后是百姓昭明,协和万邦。百姓好了,天下就好了。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家是中国文化的起源。这个家族一直到现在。

张岂之:不得了。

余敦康:改革开放,安徽凤阳家庭联产承包,一个家族把人民公社的组织重新打破,这个和帝尧那时候建立共同体完全是一样的。家就是侯外庐说的保留了氏族组织,把氏族组织变成了国家组织。这就不是阶级斗争问题了,是全面亲情。中国哲学不是理而是情。情感,情是第一位的,“礼生于情”。亲情,家族的感觉,有了亲情,可以敬畏祖先。以前我们用阶级斗争的理论,把这些都摧毁了。现在我们搞中国道路,实际上,是回到中国文化的起点最重要的一个方面。

中国人特别在乎家。家是什么呢?家是一个基础。家如果不巩固,整个制度就不行了。鲁哀公问孔子,怎么把国家治理好,孔子回答两个字“敬爱”。敬爱就可以把国家治理好。有敬有爱,光有敬没有爱,不叫国家,国家离心离德;光有爱没有敬,也不行,太简单了。齐家治国平天下是连着来的,你齐家之后,必须把家的伦理用来治国,治了国才能平天下。

张立文:所以,孝子出忠臣。

余敦康:中国文化的核心可以列出来很多,我把它做了简化:中国和西方有一个根本不同。中国文化是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它把宇宙看成“乾父坤母”。乾是父亲,坤是母亲,整个宇宙由乾坤决定。《周易》里有乾坤六子,生了六个孩子,雷风水火山泽。合并到社会来,有天地然后有万物,有万物然后有男女,有男女然后有夫妇,有夫妇然后有父子。夫妇是与动物区别开来的东西,动物有男女、雌雄,没有夫妇。人类才有夫妇。夫妇太重要了,夫妇是人伦之始。人伦是根据夫妇来的,可是我们现在把夫妇都简化了。当年我在政协参加讨论《婚姻法》,他们说婚姻应以感情为基础,感情好,结婚,感情不好,马上离婚。所以,离婚率特别高。

牟钟鉴:前面还得加一个责任。

余敦康:责任是最重要的。夫妇是二姓之好,责任是第一位的,爱情是第二位的。《周易·咸卦》是少男少女,讲爱情,少男怎么样去追求少女。然后结婚组成家庭,就是《恒卦》,“恒”就是“恒久”啊。恒卦之长男长女。结婚之后有考验,特别是有个《明夷卦》,这个人在外边受打击受伤,“伤于外者,必返其家”,家是避难所啊。我很受启发。“文革”中好多自杀的,凡是在外边挨了斗,在家里得不到安慰的,很多人都会自杀。家是“天地之大义”,不是一般感情的结合。家是一个张力结构,一方面要“正伦理”,另一方面“笃恩义”,既有爱又有秩序,家庭好是两个结合的好。有了家之后,精神追求是什么?用古人的话来说,“以天地为一家,以中国为一人”。我是父母所生,也是天地所生,我很渺小,但是我也很伟大,有阴阳二气,有仁义礼智信的五常。所以,天下百姓,全人类都是我的同胞,“民胞物与”,动物是我的同类,这样,环保意识也有了。我们应该有一个“以天下为一家、以万物为一类”的“民胞物与”思想。这就是我们中华文化的精神。

主持人:谢谢余先生。从您的发言中,我在体会什么是最深沉。最深沉应该是一个文化基因、底色的东西。从时间上看,应该是文化的起点。中国人的家,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有不同的形态,有学者统称之为“孝共同体”,“孝共同体”就是这个起点。它从中国人产生那天就生发了,一直到现在,一以贯之,没有中断。余先生以《尧典》为开头,一直说到小岗村的家庭承包制。这个共同体在上古时代成功地帮助中国人避免了奴隶制。这种文化一直活着。它今天仍然是社会的一个重要的资源,我们应该站在国家战略资源的高度对它进行顶层设计。“孝共同体”是中国人的孵化器,它把中国人作为中国人不断地再生产出来。文化探源工程在找什么?就是要找这个孵化器最早在中国的哪个地方出现。谢谢余先生。

下面有请张先生。

张立文:如果要追寻“中华民族最深沉的精神追求”,应该要从最底层讲起。我们的君臣、父子、夫妇、兄弟、朋友五伦中,三者都关乎家庭,并且其他二者,君臣是父子的延伸,朋友是兄弟的延伸。整个国家制度也是从家庭中推出来的。所以,中国精神最底层的东西在家,历史上如果哪个时候家庭破坏了,那这个国家也就要灭亡了。若问中国最深沉的精神追求是什么?从家庭里推出来,那就是追求道。

余敦康:我插一句。《周易》讲“一阴一阳之为道”,阳是自强不息,阴是厚德载物,专门自强不息不行,专门厚德载物也不行,我们中国的精神追求是阳刚和阴柔的变奏。

张立文:所以王夫之讲“乾坤并建”,这就讲到“和合”了。孔子说:“朝闻道,夕死可矣。”我想,中国人是有一个精神追求的目标的。也正是因为这样,他才能自强不息,也才能有一个厚德载物的胸怀。

中国人追求道,这是一个普遍的规律。尽管中国过去各派有各派的主张,但是追求道,却是一致的。《周易》讲“天下同归而殊途,一致而百虑”,既有“一致”,又有“百虑”;既有“殊途”,又有“同归”,这两方面结合起来,互相协调,是中国文化当中重要的一点。所以,后来韩愈坐而论道,宋儒也是不断讲“道统”。外面的东西进来了,“道统”就能把外来的东西给吸收了,“洋为中用”。为什么中国文化五千年不断?从家庭出发,推行到整个国家,这里面用“道统”把它给串起来,这样中国文化就生生不息。

再一点,中国文化当中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东西,就是讲“通”。通很重要,“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变通。

张岂之:会通!

张立文:这个词非常好。“泰卦”有“天地交而万物通也”,到了“否卦”,就“天地不交而万物不通也,上下不交而天下无邦也”,国家就要灭亡了。中国文化讲贯通、感通、交通。

张岂之:通了就长久了。

张立文:通是中国能生生不息的很重要原因。

余敦康:逼着通。

张立文:还有一个思想——中庸,我觉得很重要。中庸我们可以理解为一个度,“过犹不及”,过头了不行。

余敦康:“中”这个思想,应该向全世界推广,这是中国人发明的。

张立文:过犹不及,不偏不倚,无论是做人也好,治国也好,这是中国文化底层的一个东西。

张岂之:这是我们的文化,但是后来我们背叛它了。最大的背弃就是“大跃进”和“文革”。

余敦康:“摸着石头过河”就是“中”。

牟钟鉴:还有四个字是关于“中”的——合情合理。光是“合情”就滥了,光“合理”就冷了。

张立文:“中”也是一个普遍的价值。思考马克思主义怎么中国化的问题,就要研究怎么同中国文化的“中”相结合。如果说与“中”相结合,那就通了。所以,这最深沉的精神追求,有它独特的东西。正因为有独特的东西,才需要结合起来,否则就不能中国化。

还有,中国文化讲“和”。尧舜的时候,就有一个对中国的认同,“协和万邦”。不管是八百诸侯也好,三千诸侯也好,都有一个共主。西周是这样,东周到了战国也还是如此。“和”这个思想继承了下来。不仅《国语》主张,《管子》《墨子》《论语》都主张“和”。孔子讲“和为贵”很重要,“和而不同”。所以,“和”这个观念也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的原因之一。

我们追寻“和”这个最深沉的原因,一方面是为了和谐国内社会,另一方面也是为了影响世界,走和平的道路。

张岂之:世界上不能输出革命。

张立文:此外,“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日新之为盛德”。从古以来,中国人就讲求创新。这包括两方面,一是指中国文化包容性很强。中国古代经过炎帝和黄帝的融合,中原和四夷的融合,通过包容不断发展。儒家文化也是这样。例如董仲舒,他把道家、法家的思想都融合进来,所以成了当时思想的一个高峰。而宋明理学把儒释道都吸收进来,所以它也达到中国文化的一个高峰。二是从整个发展来看,中国文化是开放的,今天也一样,不断吸收外面的东西。中国文化之所以“日新”,与开放、包容有关。

综合这些方面,中国文化之所以有这么一个辉煌的成就,同这些思想观念是相契合的。中国文化一定要走自己的道路。孔子讲:“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所以中国文化有自己的主体性,有独立性。

主持人:张先生以家为基础,用体现中国文化特色的五个基本概念,构筑起中国文化的内核,同时也给我们提供了探寻中华民族最深沉的精神追求的一种方法。谢谢张先生。下面有请牟先生。

牟钟鉴:我认为习近平总书记的“四个讲清楚”是空前的,有新的高度,有更深的层次,特别是“中华文化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沉的精神追求,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发展壮大的丰厚滋养。”对此,我有这样一些思考:

第一,中华文化是一条血脉,一条纽带。从纵向来看,它是中华文明的血脉和基因,是它前进的精神动力和智慧源泉,从而使五千年中华文明有因有革,绵延不绝,未曾断裂,衰而复兴,在继承中创新,在创新中发展。全世界独此一份。从横向来看,它是中华民族凝聚的精神纽带和心理归宿,是团结56个民族、港澳台和海外华人的共同思想基础,政治制度可以不同,而文化中华是共同的,代表着民族身份。

第二,基础信念和精神追求。中华文化确实有精华有糟粕,具体形态随时而变,但它所积淀的核心价值和基础性理念基本没变,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发展壮大的思想营养和精神方向。1.核心价值包括仁爱(基于家庭伦理)、忠恕(忠就是关心人、帮助人;恕就是理解人、包容人)、人本(以人为本)以及中和(中庸、和谐)、诚信。2.基础信仰就是天、地、君、亲、师。天地要敬畏它,君代表国家政权而非某个领导人,亲就是祖先和亲人,师就是教导你的人,最早是孔子。3.政治上,为政以德,民为邦本,任人唯贤。4.经济上,见利思义,民生为本,损有余而补不足。5.伦理上,仁智勇,忠孝诚信,礼义廉耻。6.教育上,有教无类,因材施教,德智并重。7.文化上,和而不同,殊途同归,因俗而治。8.外交上,协和万邦,独立自主,礼尚往来。9.信仰上,神人一体,神道设教,慎终追远。10.军事上,不战而胜,哀兵必胜,智勇双全。11.人生上,修己安人,坚韧不拔,以天下为己任。12.生态上,天人一体,回归自然,俭以养德。13.社会理想上,小康之世,大同世界,天下为公。14.中国精神如何概括,张岱年先生说自强不息,厚德载物。我再加一句话,刚健中正。厚德是有原则的,和而不流,刚健有为。

第三,从文化贫户到文化富家。不同时期、不同政党、不同任务,凡是为中华民族的独立、富强、繁荣而奋斗的团体或个人,其主张和行为皆是中华精神的具体体现。但不可否定,近现代的我们在争取政治上独立解放和经济上繁荣富强的同时,一度在精神上丧失了文化自信,中华民族在走向复兴的同时却面临滑向文化殖民地的危险。王阳明有言:“抛却自家无尽藏,沿门持钵效贫儿。”中华是文化富家,却不识自家宝藏,不会把它转化成巨大精神和物质财富,而只会向外乞讨,一度甘为文化贫户,至今在文化上仍未由穷变富。撒切尔夫人曾说中国人只能输出商品,不能输出文化。幸亏中华文化根基深厚,智慧多彩,在经历了欧风、美雨、苏霜洗礼之后,浴火重生,中国人总结教训,开始找回文化自信,认识到中华文化的永恒价值和当代意义,它是中国人最大的优势和难得的巨大财富资源,是全世界有识之士为之倾心向往的“文化罗马”,认识到没有民族文化的复兴便不会真正有民族的复兴,而民族文化的复兴要在返本开新、综合创新、推陈出新中实现。要把中华文化的普遍价值与时代精神和中国情结结合起来,要在走向世界,进行不同文明交流和互鉴中实现中华文化的复兴。中华民族的崛起,软肋在这里,光明也在这里。习近平同志说:“只有交流互鉴,人类文明才能充满生机。”重要的智慧要在中华文化中寻找。我们不仅不应自卑,而且还要感到自豪。

主持人:谢谢牟先生。您的发言给我们很好的启示:探求中华民族最深沉的精神追求,一定要有总体观,要有大视野。这样才能分清本末、体用,才会有准确的定位。下面有请王先生发言。

王志民:从国学的角度来考虑,首先学者要研究清楚,然后是讲清楚。讲清楚一是要对老百姓讲清楚,二是走出国门,向外国讲清楚,让外国了解历史的中国和当今的中国。如果不了解历史上的中国,就不了解当今的中国。所以从这个角度,我认为习近平总书记实际上对国学界提出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历史任务,即我们要研究清楚,要讲清楚,这也是我们国学研究的方向问题。

从内容上看,我觉得这“四个讲清楚”,是个有机的整体。“要讲清楚每个国家和民族的历史传统、文化积淀、基本国情不同,其发展道路必然有着自己的特色”,这是从世界各大文明的角度做出比较;“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沉的精神追求”,是博大精深、丰富灿烂的中华文化之精华所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突出优势”和“最深厚的文化软实力”,是从文化高度做出判断。最后讲中华文化的当代意义。这四点思考得很深刻,是一个有机的整体。

同时,这也是对中国梦“一体两翼”的解释。中国梦是一个整体,有两翼。一翼是前景、远景,向前看,我们的美好前景,“两个一百年”;一翼讲渊源,回头看,是根基渊源,是历史的延续,是寻找中华民族系统的精神追求。所以,应该从中国梦的角度来理解习近平总书记这“四个讲清楚”。

如果我们和中国梦联系在一起,那么我们民族最深沉的精神追求是什么?我觉得一是要富强,二是要统一。即民族要富强,国家要统一。从民族和国家的角度来理解“精神追求”,这是很重要的内核,而富强统一也是我们核心的追求。

这个追求不像建设现代化那么具体,但却是一个远景的目标,是历史上一个民族五千年来不断的追求。中华民族之所以分久必合,就是因为有这么一个民族精神一直传承不断。刚才几位先生都讲到中华文化数千年不断,为什么,它有一个内核。这个内核一是追求富强,二是追求统一。

五千年中华文化悠久漫长,文化名人灿若群星,文化典籍浩如烟海,为了研究探讨中华文明这样一种精神追求,我觉得我们应该回首两千年以前,到中国文化最繁盛最繁荣的时代——春秋战国时代,去寻得中华民族最原典的最精粹的民族精神。

春秋战国时期,是文化轴心时代。这对之前两千年中华文明大总结的时代,也是对之后两千年的中华文明进行开启的时代。在这个时代中,民族富强和国家统一的精神追求大放光彩。

春秋战国时期是中国最分裂也最混乱的时期,但其实也是最讲富强最讲统一的时期。春秋五霸大都打一个旗号“统一”,到了战国时期,这个目标基本就是我怎么统一的问题。所以孟子问齐宣王,齐宣王就是要“莅中国而抚四夷”,也即是统一天下。在这样的局势下,总体上春秋战国时期,体现了统一的精神追求。包括孔子修《春秋》大一统,以及后来的诸子百家,基本是围绕着政治转的。我认为无论是儒家、法家、阴阳家、墨家,他们的指向都是在探讨将来是要以什么样的思想来统一天下的问题。特别像阴阳家,大九州,把世界描绘成一个整体。

秦始皇统一中国,秦汉大一统,这里面有诸子百家的理论基础。诸子百家的出现,实际上对中华民族的发展进行理论上的研究、探讨、深化、融合的一个时代。为什么汉代大一统出现诸子百家的复兴,与这都是有关系的。刚才张立文先生也说董仲舒是融合诸子百家的思想形成一个董氏儒学,这种儒学我以为是对战国诸子百家的一个结晶和融合。

各位先生讲的中国整个思想文化的主流,实际上就建立在春秋战国这个轴心时代或者元典时代哲学上的总结、突破、融合和结晶当中。所以在这样一个角度,我们来深入研究和总结中华民族的精神追求,应该回首两千年以前,寻找诸子百家的智慧。我就说到这里。

张岂之:王先生讲这个很重要,中华民族的精神追求,一是富强,一是统一。统一很重要,我们之前没有把统一提出来。我们要补充进去。另外,不管放在谁身上,要把这么几句话表现出来:自古以来,中国就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汉族和少数民族都对中国优秀文化作出了应有的贡献;我们要维护人类文化的多样性,不可能只有一种文化,现在我们不走西方那条路,那就西方都来接受我们,这也不可能,我们要维护文化的多样性。

主持人:谢谢王先生,把我们的讨论带入一种历史语境,强调最深沉的精神追求有一个形成期——轴心时代。感谢五位先生,给我们的读者奉献了一场思想盛宴。

(录音整理:张欣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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