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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宝才:华夷之辨与中华各民族认同互动

信息来源: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 作者: 发布日期:2014-06-07 14:34:40 点击:

“中华传统文化特色”学术座谈会发言摘要之六

中国古代的民族观是围绕华夷之辨展开的,我觉得这也是中华文化的独特性,我要谈的题目是,华夷之辨与中华各民族认同、互动的启发。我谈几点看法,请在座的各位先生指教。

第一点看法是华夷之辨具有中华各民族认同的基因。华夷最初没有褒贬含义,华是指华山附近的人群,夷是一个会意词,就是以捕猎为生的人群。春秋早期、中期的华夷之辨重在区分华夷,强调中原代表的华夏族是文人族,周边是野蛮族类,主张华夷各国忠心一条,护卫华夏人民,阻止狄夷侵扰。所以也叫华夷之防。到了春秋晚期孔子把华夷之辨重心转向文化,强调以文化区分标准,不单纯以地域区分。孔子还发明了文化可辩的观念,认为即便是落后的地区,只要把先进的文化带到那里去,也会变的文明起来,对于华夏夷狄各族要接纳不应当拒绝,孔子强调的文化与接纳成为中华各民族认同互动的基因。

第二点看法是汉民族发展了华夷之辨的包容精神。秦汉以来中国疆域广大,汉代国土面积达到600万平方公里以上,唐代、明代、清代都超过1000万平方公里,元代更超过2000万平方公里。秦汉以来中国疆域内的民族很多,各民族交往更广,在这样一种历史背景下,由华夏族发展而来的中国的主体民族汉族对华夷观出现重大的发展,就是包容精神突出的表现出来了。《礼记》的《王制》篇主张国家对少数民族政策应当是“修其教不易其俗,齐其政不易其宜”,就是进行教化、统一政令,也要同意各民族差异、尊重各民族的习俗。《王制》篇说的习俗范围很广,包括居处、服饰、饮食、语言、器具以及人的性格、喜好。《王制》篇认识到各民族的风俗习惯是适应各自的生存环境的,不应该强求改变。这是先秦没有的认识。董仲舒讲华夷之辨,还从《诗经》诗句,“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映射出王者爱其士民主张,认为对四夷各族也应当讲仁爱,这也是先秦没有了提出来。

先秦华夷之辨主张接纳的内容到了秦汉时发展成为包容,并且成为华夷之辨的基本内容,这是一个很大的制约。古代汉族建立的朝代越是强盛的时候,民族思想和政策越是具有包容精神。唐代强调华夷一起,唐太宗说他对华夷各族“爱之如一”,“可使如一家”。唐代士人不再笼统地讲孟子说的“用夏变夷”,却提出“夷夏混齐”之说。明代也实行了宽大包容的民族政策,明太祖朱元璋告诉子孙无乱行兵,对于南下的蒙古人,明代始终给予优惠。所以我说汉代后,华夷之辩发展了包容精神,这是非常重要的内容。
第三点认识是少数民族对华夷之辨做出了积极的回应。少数民族对于华夷之辨回应一直有积极的表现,在少数民族建立政权的时候,他们的回应更加显著,少数民族里积极回应首先是靠拢先进的华夏文明,淡化华夷的界限,表现之一是自认为他们是华夏先皇的后裔,与汉族同出一源。南北朝时期,在中原帝国少数民族中,匈奴族、鲜卑族、氐族、羌族都自认为华夏先王的后裔,辽代的契丹族也自称是轩辕黄帝的后裔。表现之二推崇儒学,实行科举制度。南北朝时期少数民族的领袖就有如此表现,隋唐以后少数民族建立的各个朝代都实行科举制度,上至皇帝、皇子,下至雏子、学童都要诵读儒家经典。表现之三广泛接受汉族的文化生活,辽代的道宗皇帝自诩是一个文质彬彬、与汉族没有不同的人,皇后萧观音倡言“华夷同风”。金代的熙宗皇帝年轻的时候能够弈棋赋诗,喜欢雅歌儒服,在当时人心目中宛然成了一名汉族少年。金代帝王们爱慕江南衣冠文物,与儒臣赋诗唱和,风气所及,连那些女真族的武将们也罗致汉人文士当幕僚,以模仿汉族生活文化为时髦。

少数民族对华夷的反映另外一个方面反对民族歧视、维护本民族的尊严,这也是一种积极的回应,他们反对的是在中华各民族中划分尊卑贵贱的等级观念,目的要求民族平等,这是有利于中华各民族互相认同,有利于中国各民族共同发展的。元代编修史书的时候,将辽史、宋史、金史命名,就是以少数民族建立朝代以正统地位,将与汉族建立朝代平等看待。

还有两件历史事情我想提到,一件是元代的忠臣郝经对蒙古人入主中国的合法性进行论证,说能行中国之道则中国之主也,蒙古人可以做中国之主,但是条件是行中国之道,也就是认同中华文化。另一件事是清代的雍正皇帝对于反清言论批驳,汉人学者有一个叫曾进推动反清失败入狱以后,雍正一面大施文字狱,一面发布上谕批驳反清言论,他为夷狄正言说,夷居处虽远,语言文字不与中土相通,不能因此就把夷狄视为禽兽。他还指出,华夏夷狄之分是历史现象,过去中国幅员不能广远,其中有不能向化者实质为以异己,自我朝入土中原,开拓厚远,同为大清子民,还分什么华夏夷狄。雍正的辩驳为满族入主中国辩护,他希望消除华夷界限,实现满汉一家也是民族认同。郝经的理论、雍正的辩驳也都是中华少数民族对华夷之辨做出的积极反映。

最后我想谈一点,知识的增长是华夷之辨终结的深层原因。明清两代国家大一统,突破华夷内外之分,实现了中华各民族更大的融合,这是华夷之辨走向中间的政治条件,但是深层的原因还在文化、在时代,具体地说是因为明清时知识增长,使人们开阔了眼界。明代中期以来有一些中国的学者和官员,看到了传教士绘制的世界地图,又从传教士艾儒略中文著作《职方外纪》获得世界更多的地理知识,地球和地球上有五大洲新知识,使许多中国人懂得作为地理位置的天下之中并不存在,中国只是世界的很小一部分。
明清杰出的思想家还说地球上不同地区都会各自抒以精彩、不同文明都会分别做出独特的贡献,甚至说在日照月淋之下,必有一片土地上文明超过中国。这个话恐怕不完全凭空想象吧,是他们知识增长才得到认识。明代就有人敏锐察觉到,未来中国面临最大挑战将不是国内各民族之间的冲突,而是来自西方列强,有了这样一种认识,中华民族一起的意识必然要取代华夷之防。以少数民族为异己已经变化完全落后的观念,以西方列强为异己又自我陶醉、自取失败、带来灾难。所以,随着中国古代历史的结束,华夷之辨终结了,但留下了珍贵的遗产,用最简单的语词表达,华夷之辨留给我们遗产是包容、文明、共同发展。

(根据录音整理)

刘宝才: 西北大学中国思想文化研究所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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