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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震中:中国国家结构演变看中国民族与文化稳定性和包容

信息来源: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 作者: 发布日期:2014-06-07 14:40:58 点击:

“中华传统文化特色”学术座谈会发言摘要之七

我发言题目是:从中国国家结构演变看中国民族与文化稳定性和包容性,兼论中华民族多元一体与一国两制国策历史合理性和现实科学性。

中华文明连续不断五千年,这在世界文明古国中是唯一的也是独特的,中华文明连续不断这一个性特征与中华文明稳定性、包容性联系在一起,在我看来民族与国家密不可分,中华民族与文化包容性、稳定性与历史上中国结构演变道路息息相关。中华民族多元一体以及对港澳台采取的一国两制国策,不但有历史的合理性也有现实的科学性,当然也属于中华文化独特性的一个重要方面。

我最近出版的《中国古代国家的起源与王权史》一书中提出,中国自古代国家诞生起,其国家形态和结构的演变经历三大发展阶段:这就是由颛顼起尧舜禹时期的万邦林立的单一制的邦国,发展夏为商周时期混合制的王朝与王国,再发展为秦汉以来的中央集权的集权制帝国,与这三种国家形态结构相对应的是中华民族也经历颛顼部族和部族国家,发展为夏商周三代的诸夏和华夏民族的民族国家,再发展秦汉至明清时期以汉族为主体,包括众多少数民族在内正在形成中的中华民族及其统一多民族国家。

从民族形成视角来看,上古颛顼尧舜禹时期的国家属于部族国家,部族是比部落更高层次的,比部落范围更大,有共同的语言、共同的文化,内部地域相连、带有血统特征的整个主体,部族国家的特点是和国家民众或主体民众属于某一部族,在国家的政治生活中血缘关系发挥着重大作用,国家姓名和部族姓名可以重合,国家的最高保护神可以是部族祖先神或者祖神,在有些时候部族可以等同于国家,但由于部族迁徙等原因,使同一个部族人民建立若干小国家,从部族到民族的发展过程中,部族和部族国家是其中重要的一环。各个部族之间的联邦是由部族国家走向民主国家的重要一环,尧舜禹时期的万邦就是部族国家,当时建立邦国联盟,或诸邦联盟,尧舜禹身份是双重的,既是本邦的国君,又分别担任诸邦联盟的盟主。尧舜禹诸邦联盟就是由邦国组成,它为华夏民族的奠定基础。在夏商周三代复合式国家结构,至此在王朝内包含王国和从属王国的诸侯国两大阵容,西周时期的分封制说的就是国家结构的复合制,在复合制中王及其所直接统治的王国,在王朝的国家结构中处于天下共有的地位,是王朝内的国家之国,各个诸侯国是受王朝所支配的主权不完整,诸侯国是主权不独立的国中之国。复合制国家结构与统一中央集权的国家区别在于,作为复合性国家内部诸侯等国,他们与后世行政制度行政级别不是一类,他们与中央王国有隶属关系、从属关系,可以受王调遣和支配,并没有转化成王朝的地方一级的权利机构。他们臣服于王朝,只是使诸侯国主权变得不完整,但是他们在处理邦国事物可以成为国中之国。夏商周三代王朝在复合制国家整体上,又呈现出《左传》所说的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这一大统的观念是战国时期随着统一国家的步伐所出现的,熟不知,这种大一统观念是根植于夏商周时期复合制大国家结构的,是具有历史渊源的。

复合制国家这一新说解释了夏商周国家王朝与诸侯国问题,解释了商代历史特点,这既不同于商代之前也不同于商代之后,不同于西欧的罗马社会也不同于西方的封建社会,之所以有复合制国家结构,使夏代开始实现华夏民族,也是春秋战国时期把华夏民族称为诸夏民族的缘故,由于夏商周时期的华夏民族不是自觉民族,而是自在民族,也是说在复合制国家王朝内部部族之间的界限还没有消除,民族内保留有部族,例如,在夏王朝也有周部族、商部族。从西周开始华夏民族由自在民族变为自觉民族,特别是春秋时期,由于华夏民族共居之地常出现异族之人,所以才产生了华夷之辨的思想和危机意识,通过华夏和诸夏这样的民族称呼,强调华夏民族一体性,也强调了在中原地区的华夏衣冠服饰礼仪制度、典章制度与夷狄不同。总之维系夏商西周时期的华夏民族纽带,一是复合制国结构,二是自夏来的由商周所继承的以礼制为核心的大商周文化。这就是孔子所说的。夏商周复合制国家结构是此时外在国家的框架,是国家的外壳也是他的基础,是维系民族一体性的基本保障。

到秦汉以来,国家的形态结构变成中央集权的,形成统一多民族的国家,由于郡县制非常稳定的结构,使地方割据和动乱不具有国家机器的支撑,从而保证了中华五千年后四千年国家统一是长期,分裂是短暂,分裂终究要走向统一,国家统一的文化传统已经深入民族血脉之中。我们知道国家是民族的外壳,统一的国家就会以国族姿态出现统一的民族,秦汉统一国家虽然没有使用中华这样的词汇来称呼中华民族,但是以汉族为主体,包括诸多少数民族在内中华民族发展之中,就像先秦时期的华夏民族不是以血缘为特征,而是高度发达的文化特征的中华民族一样,近代史的中华民族也是,随着中华民国的建立,以整个中国为框架为外壳的国族共同体和文化共同体,作为国族的中华民族,当然以统一的国家为纽带、为框架为基础的。从秦汉至21世纪今天,由于中央集权的郡县制结构稳定性,使中华文化体现包容性和稳定性,就连南北朝十六国时期,虽然鲜卑等五国相继以武力建国,封建割据,但随着隋朝统一,匈奴、鲜卑等倒台划入汉族里面,汉族更不是不是单一血统的民族,是融合众多民族的文化民族。

包括汉族在内有众多民族构成的统一多民族国家的中国,由于中央集权式的郡县制国家结构,完全可以把散居各地所出现的问题,转变成地方问题,不至于闹成民族矛盾。也就是说散居在各地的民族只是地方行政区化,是国家行政的组成部分,国家结构稳定性和包容性决定作为国族的中华民族,和作为民族文化的中华文化稳定性和包容性,这也是中华文化独特性重要的方面。从中华文化统一性来看,在今天国家统一问题上,创造性提出一国两制国策,不但符合中华文化历史传统,也和现实国家结构相吻合,其科学性合理性对国家统一、稳定作用都是显而易见的。

(根据录音整理)

王震中: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所副所长、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副会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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