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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述先:现代新儒家的三代四群说

信息来源:共识网 作者: 发布日期:2014-08-18 13:55:53 点击:

汉武帝用董仲舒之策所谓“独尊儒术,罢黜百家”,从此儒家成为朝廷的意理。但汉代政治化的儒家杂入阴阳五行之说,在哲学上反而倒退;正好像罗马那样军功鼎盛,哲学上远逊希腊。经历魏晋玄学与隋唐佛学的阶段,宋明理学回应了二氏(老、释)的挑战,有文艺复兴的意味。清代儒家学由义理转趋考据。民国肇始,制度的儒家画下了句点,儒家由中心转为边缘。但新儒家作为一个精神传统还是一个充满了活力的思潮。大陆当前流行观点把西方自由主义、马列毛思想与现代新儒家看作当代中国哲学最重要的三个思潮,互相竞争、影响而往前推进。

首先在概念与用词方面有所澄清,英文有两个词:Contemporary New Confucianism,我译为“现代新儒家学”,Contemporary Neo-Confucianism,我译为“当代新儒家”。后者是狭义的意思,开祖是熊十力,港台新儒家唐君毅、牟宗三、徐复观是第二代,杜维明、蔡仁厚和我等人是第三代。现代新儒家的范围比较广,任何以儒家有现代意义与价值的学者都可以包括在里面。大陆在毛泽东时代反孔,文革时代把一些人弄得家破人亡。但邓小平时代拨乱反正,不再取锁国政策,西学与儒家都得到平反。由一九八六年开始,大陆把“现代新儒家学”作为一个为期十年的国家重点研究计划。由一九九三年开始,中央研究院文哲所开始做当代新儒家学的主题计划,现在已完成了四个三年计划,正在进行第五个三年计划,虽然在名称上有所调整。海峡两岸互相竞争、合作,使现代新儒家成为显学,取得了丰硕的成果。近年来甚至引起国际的注意,肯认新儒家为一个有活力的精神传统,在国际上有其发言权。

现代新儒家学包括哪些学者本来并没有一定的意见。经过这些年的探索,主流意见提出了一个十五个人的名单,我将之整理成为一个“三代四群”的架构:

第一代第一群:梁漱溟、熊十力、马一浮、张君劢

第二群:冯友兰、贺麟、钱穆、方东美

第二代第三群:唐君毅、牟宗三、徐复观

第三代第四群:余英时、刘述先、成中英、杜维明

现代新儒家发展的过程,由1920年代到80年代,每二十年为一波,总共四波,掌握到这样的发展的轨迹,就可以有一全盘性的了解。

20年代是第一波,关键性的人物是梁漱溟。一九一九年五四本来是学生的爱国运动,后来扩大成为文化运动,主流的思想是全盘西化,流行的标语是“打倒孔家店”。但很少有人注意到,儒学的浴火重生差不多就在同时。梁漱溟一九一七年进北大,就对校长蔡元培说要为孔子与释迦说几句话。1920《北大日刊》开始连载《东西文化及其哲学》演讲记录。此书1922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立即洛阳纸贵。梁氏认为文化是意志的表徵。西方的意志是往前的,所以要戡天役物,发明飞机、大炮,实行民主制度。印度的意志是后退的,努力寻求解脱于轮回的系统。中国的文化是在两者之间,主要关注在人间社会的和诣。三大文化主流,西方是前进的,印度是后退的,中国是双行的。梁漱溟在北大与胡适同事,关系良好。他并不反对全盘西化。经他的反省,中国文化太过早熟,年轻时要向前,不走西化的路,将不能在现实世界中立足。但西化到一个地步就要转向,因为它不能解决人间社会和谐的问题,中国文化在这方面有巨大的贡献。但人到最后必须面对生死的大限,而必须转向印度文化。梁氏的说法虽然粗糙,在当时是空谷足音,发人深省。一次世界大战之后,欧洲残破,西化已不足为模楷。巴黎和会,梁启超率张君励、丁文江去欧洲,中国虽在战胜的一方,却得不任何权利,反而受到日本欺凌于是激发五四运动。1923年张君劢挑起了所谓的科玄论战,他批判科学不能解决人生的意义与价值问题。当时许多人参与论战,多数站在科学那一边,后来才明白张氏反对的并不是科学而是科学主义(scientism).

40年代是第二波。30年代尾抗战军兴,政府南移,北大、清华、南开也迁校到大后方组成西南联大。国难方殷,知识份子的精神并不因此衰颓。冯友兰著《新理学》,写所为“贞元六书”,取“贞下启元”之意,期待中华文化之复兴。钱穆著《国史大纲》,抱着稿子跑防空洞,阐扬民族史纲。业师方东美一向研究西方哲学,应电台之请向全国青年广播,讲中国人生哲学以激励民心士气,此后专心一志以英文写作中国哲学。贺麟提倡新心学,1941年为文首次打出“新儒学”的旗号。而熊十力的《新唯识论》语体文本在1944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被认为最有原创性的中国哲学论著,至此才发生了巨大的影响。

60年代是第三波。熊十力断定,终极的根源不能是佛教所说的无明,而归宗于大易,《易传》所谓“乾知大始,坤作成物”,人人内在都有“乾元性海”。他的三个大弟子唐、牟、徐都有精神上受到他的感召,但学问的入手却不是经由唯识宗。唐君毅讲道德自我之建立,牟宗三讲认识心之批判,徐复观更另辟蹊径,在义理与考据、学术与政治之间。大陆易手,钱穆、唐君毅到香港,方东美、牟宗三、徐复观到台湾,甘当孤臣孽子,维系中国文化的命脉。不意韩战爆发,港台得以苟安,海峡两岸成为长期对峙之局。港台新儒家由文化的关怀转往学术,有辉煌的成就。1958年元旦四位学者发表《中国文化与世界宣言》,在当时未受到任何注意,后来被视为当代新儒家有关开创意义与代表性的文献。宣言提出“三统”之说:中国文化有自己的“道统”,道德心性必须加以肯定;但“学统”有所不足,必须吸纳西方客观的学术;“政统”更是缺如,中国传统如牟宗三所说,只有治道,没有政道,必须吸纳西方民主的架构。但西方文化也有其局限,可以向中国文化学习、吸收:(1)“当下即是”之精神与“一切放下”之襟抱;(2)圆而神的智慧;(3)温润而测怛或悲悯之情;(4)使文化悠久的智慧;(5)天下一家之情怀。近时尖端的西方知识份子批判启蒙的霸权,流行多文化主义(multi-culturalism)。由现代到后现代(post-modern),重新肯定一些前现代的智慧。宣言由本土的立场吸纳一些普世的价值,拒绝一切跟在西方后面走,可为迈越时流,得风气之先,的确有其卓识。

80年代是第四波。我们这一代生于战乱之中。不想却在宁静的校园之中度过了大半生。我们多受到上一代新儒家的教诲,出国留学,在海外谋求一技之栖,预设了多元、民主、自由、开放的架构。整个新儒学的潮流可为“生于优患”,故徐复观先生回溯中国文化的源头,突显出“忧患意识”,所谓“作易者,其有忧患乎!”到了当代,既充斥着危机,也蕴含着契机,这正是我们在今日必须面临的挑战。我们上一代适当国家文化面临生死存亡之机,自然而然会激越地谋求突显出中国文化的精神价值,强调道统的尊严性。但到我们这一代美苏对峙的局面不再,我们的问题是,怎样让世界上不同的族群、国家、文化、宗教、精神传统和平共处,不要让日益狭小的地球村在矛盾冲突中毁于一旦。东方文化,特别是儒家,有重要的资源可以提供。海外新儒家如杜维明和我都认为,我们无须证明自己的传统比其他的传统更为优越。我们只需阐明我们的传统有自己的根源与立足点,就已经足够了。如何让不同的传统互相了解,彼此沟通,存异求同,这才是我们这一代步入新的世纪与千禧必须面对的核心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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