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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朝阳:荀子与《孔子家语》

信息来源: 作者: 发布日期:2014-09-01 11:34:03 点击:

在荀子研究中,有一个向未引起人们注意的问题,这便是“荀子与《孔子家语》的关系”问题。就实际荀子研究的基本材料而言,除了《荀子》一书,其他就只有《史记·孟子荀卿列传》的寥寥二百余字。实际上,荀子还有一个重要的功绩,这便是《孔子家语》一书经由荀子而传承下来,这是一个重要的环节,值得特别重视。

荀子是汉儒所总结的“六经传述系统”中重要的一环。司马迁评价说:“孟子、荀卿之列,咸遵夫子之业而润色之,以学显于当世。” (《史记·儒林列传》)在汉代学者看来,荀子、孟子对儒家学术的传播起到了同样重要的作用。另一位汉代学者孔安国则指出:“六国之世,儒道分散,游说之士各以巧意而为枝叶,唯孟轲、荀卿守其所习。当秦昭王时,荀卿入秦,昭王从之问儒术,荀卿以孔子之语及诸国事、七十二弟子之言凡百余篇与之,由此秦悉有焉。”(孔安国:《孔子家语后序》,元朝·马端临:《文献通考·经籍考·经部》)他不仅将荀子与孟子并提,还将荀子与《孔子家语》联系在了一起。

《孔子家语》是一部记载着孔子其门人与时人交往、应答的重要文献,是研究早期儒学的重要资料。然而由于传统学术的偏见,宋明以来,多数学者将之斥为伪书而弃置不用。近年来,随着出土文献的相关研究,《家语》伪书说已逐渐为学界所抛弃。在此背景之下,以《孔子家语》孔安国序的相关记载为契机,深入探讨荀子与《孔子家语》的关系就显得尤为重要了。

荀子传承《孔子家语》的这一事实,仅见于孔安国的《孔子家语后序》,而不见于《史记》等书的记载。荀子出生于战国晚期的赵国,具体生卒年不详。关于他的生平事迹,史书记载仅有《史记·孟子荀卿列传》中的那段文字,在这段没有荀子生年、卒年乃至师承门派的记载中,没有提到荀子与《孔子家语》的关系应该是十分正常的。可有意思的是,唯一记载着二者关系的《孔子家语》孔安国《后序》也在传统学术对古书的考辨工作中被断为“伪作”了。

孔安国《孔子家语后序》记载了《家语》成书及早期流传的历史。孔安国认为:《孔子家语》的材料来源于“公卿士大夫及七十二弟子所咨访交相对问言语”,当时“诸弟子各自记其所问”,也就是说,《孔子家语》材料来源于孔门弟子的亲手记录,乃是第一手的资料(参见杨朝明:《孔子家语通说》,载杨朝明注说《国学新读本·孔子家语》,河南大学出版社,2008年)。

当年,孔子曾长期从事教学活动,那时,孔子弟子会基于自己的所见所闻随时记录孔子言论,有时,他们还会安排专人负责记载孔子及当事人的言行,如《孔子家语·七十二弟子解》中说:“叔仲会,鲁人,字子期,少孔子五十岁。与孔琁年相比。每孺子之执笔记事于夫子,二人迭侍左右。” 叔仲会与孔琁都是孔子弟子中年龄较小者。每当需要有人在孔子身边执笔记事时,他们二人常常轮流在孔子左右服侍。由此,孔子的许多重要言论被记录下来。

孔子去世后,孔子弟子汇集整理孔子遗言,形成一批孔子遗说。这批真实可靠的材料经历了孔门弟子的进一步编辑,将其中“正实而切事者别出为《论语》,其余则都集录之,名之曰《孔子家语》”。此后,《孔子家语》经过百余年的辗转流传,由荀子带入秦国。不过,荀子带入秦国的书籍并不仅仅只有《孔子家语》一书而已。孔安国称:荀子“以孔子之语及诸国事、七十二弟子之言凡百余篇”呈给了秦昭王,这说明《孔子家语》可能混迹于众多书籍之中,“由此秦悉有焉”,说明荀子呈献给秦昭王并被收入秦国秘府的《孔子家语》乃是全本。这部《孔子家语》后来逃过了秦火,流传到了汉代。【详请看杨朝明:《〈孔子家语〉的成书与可靠性研究》,台湾故宫博物院:《故宫学术季刊》第二十六卷第一期,2008年秋季。(民国九十七年秋季);杨朝明:《孔子家语通说》,载杨朝明注说:《国学新读本·孔子家语》,河南大学出版社,2008年。】

刘邦入关后,秦秘府所藏图籍在萧何的主持下被汉朝政府“悉敛得之”,孔安国描述这批竹简的性质是“二尺竹简,多有古文字”。后来吕氏专权,《孔子家语》竹简被吕氏取回家中收藏。吕氏伏诛后,《孔子家语》流落在外,“散在人间”,经历了不少“好事者”出于己意的“增损”。直到汉景帝时期搜求古书时,《孔子家语》才重回秘府。在儒学地位渐渐提高的背景下,汉武帝元封年间在京任职的孔子十二世孙孔安国听说了这批材料,他担心其“先人之书”因此而泯灭,遂拜托朋友帮忙,得到了《孔子家语》的副本,并整理成今本《孔子家语》。

从孔安国《孔子家语后序》的内证看,该序出于孔安国没有问题,因此,孔安国所描述的荀子与《孔子家语》的关系就十分值得关注了。不言而喻,就儒家学术史的研究而言,了解《孔子家语》与荀子的关系,无论对于荀子其人还是《荀子》其书,都具有很重要的启发意义。

首先,借助《孔子家语》来看荀子所谓“儒家别宗”问题

荀子弟子韩非在说到“儒家八派”的时候,曾说到其中有“孙氏之儒”(《韩非子·显学》),目前,学术界公认“孙氏之儒”指的是荀子。在《汉书·艺文志》中,《孙卿子》乃是被列入“儒家类”的。可以说,无论战国时期还是汉代的学者,都没有任何疑问地将荀子看作儒家的一分子,甚至可以说唐朝以前大抵都是如此。即使是一味褒扬孟子而贬抑荀子的韩愈,在要削去“荀氏之不合者”以“附于圣人之籍”(韩愈:《读〈荀子〉》,《五百家注昌黎文集》巻十一,四库全书本)的同时,也没有否认荀子思想学说的儒家学派属性,不过是认为荀子思想“大醇而小疵”(同上)而已。

然而,宋代的理学家们在尊奉子思、孟子学说为儒学正统,说孟子去世后“千载无真儒”的同时,不遗余力地对荀子学说进行攻击。理学的集大成者朱熹便以荀子为法家,认为:“荀卿则全是申、韩,观《成相》一篇可见。他见当时庸君暗主战斗不息,愤闷恻怛,深欲提耳而诲之,故作此篇。然其要,卒归于明法制、执赏罚而已。”(《朱子语类》卷一百三十七,四库全书本)而在人性方面,朱熹甚至说:“不须理会荀卿且理会孟子,性善渠分明,不识道理。”(同上)总之,多数学者将荀子视为儒家异端、“儒家别宗”而加以摒弃。

正因如此,认识《家语》与荀子的关系将有助于我们重新审视荀子其人及其学说。荀子入秦带去《孔子家语》,对于该书的流传有至关重要的意义。孔安国《孔子家语后序》说:“始皇之世,李斯焚书,而《孔子家语》与诸子同列,故不见灭。”其中“故不见灭”的“故”字颇值得玩味。我们认为,这其中表达了孔安国对《家语》能够幸存下来的感慨或者庆幸的心境。杨树达先生曾举“故”字作“表态副词”一例说:“反也。按实假作‘顾’字用。”(杨树达:《词诠》,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在这里,孔安国的意思是:从性质上看,《孔子家语》应该属于“诸子”之书,恰在秦始皇禁灭焚毁之列,可是,《孔子家语》竟然能够幸免于难,得以保留下来,真是难以想象或不可思议!

战国之世,孟子、荀卿坚守儒学阵地,在孔安国所说“儒道分散”的背景之下,他们积极为守护儒学“正统”而努力。《韩非子·显学》所说的“儒分为八”,与这里所说的儒学之道分散,都反映了孔子之后至战国时代儒学的情形。在彼此之间互相争“正统”的过程中,孟轲、荀卿“守其所习”。就《孟子》、《荀子》二者与《孔子家语》之间的关系而言,《荀子》与《孔子家语》更加密切。《荀子》批评各家,包括子思、孟子以及被他批评为“俗儒”、“贱儒”不少人,荀子可能就以《孔子家语》为标准、尺度。

在孔安国看来,荀卿入秦,使《孔子家语》传入秦国,是使《家语》得以流传的功臣,也正是因此,《孔子家语》才得以流传至汉代,从而避免了战国时期“游说之士各以巧意而为枝叶”对于《孔子家语》乃至儒学的影响,荀子不仅坚守儒学阵地,而且对两汉以后儒家学术影响深远。

第二,借助《孔子家语》来看《荀子》的可靠性问题

像其他众多的典籍一样,《荀子》书也存在所谓“真伪”问题的论争。此书是否可靠,或者说是否完全可靠,还存在不同看法。唐朝学者杨倞在为《荀子》作注时就已怀疑《宥坐》以下各篇,以其为“记传杂事”。宋代学者王应麟因为看到《韩诗外传》引述《非十二子》的内容只有十子,没有子思、孟子,便说“荀卿非子思、孟子,盖其门人如韩非、李斯之流,托其师说以毁圣贤,当以《韩诗》为正”(王应麟:《困学纪闻》,四库全书本),从而怀疑《荀子》的可靠性。

后来对荀子提出怀疑的人更多。概括起来基本上有两类观点:第一类怀疑整部《荀子》,如杨筠如、胡适、吕思勉等学者;第二类认为《荀子》中的部分篇章并非出于荀子,有认为《仲尼》篇非荀子所作,有的认为《仲尼》、《致士》、《君子》皆非荀子所作的,有认为《大略》以下七篇并非荀子著作的,而认为《成相》、《赋》等篇与荀子无关的学者更多。

通观以上观点,对《荀子》可靠性的怀疑多集中于《赋篇》或《大略》以后各篇,这种情况并不是偶然的。杨倞曾指出:问题较多的《宥坐》、《子道》、《法行》、《哀公》、《尧问》等五篇“皆荀卿及弟子所引记传杂事,故总推之于末”(杨倞:《荀子注》第341页,重印《诸子集成》本,中华书局,1954年),这应当是没有问题的。这五篇中,除《尧问》篇末章“为说者曰:‘孙卿不及孔子’”一节应为荀子后学的评论外,其它应该大多都出于荀子引述的既有材料。即使到现在,学者依然多认为《宥坐》等五篇的成篇时代较晚,甚至认为是“汉代荀子之徒所纂集”(金德建:《古籍丛考》之八《荀子大略篇作于汉人考》,中华书局,1941年),从而否定了这五篇与荀子的直接关系。

出土文献的发现与研究,终于使我们认识到这些看法的偏颇。1973年,在河北定县汉墓出土的大批竹简中有《哀公问五义》,与其类似的内容亦见于《荀子•哀公》,竹简中被定名为《儒家者言》的文献中有“子贡问为人下”一章,亦见《荀子•尧问》。据推断,该墓主人为卒于西汉宣帝五凤三年(前55年)的中山怀王刘修(《河北定县40号汉墓发掘简报》、《定县40号汉墓出土竹简简介》,载《文物》1981年第8期)。这些内容与《荀子》相同的著作在西汉中期的流行,告诉我们不能对《宥坐》等五篇的纂辑年代过度后置(廖名春:《荀子新探》,台北文津出版社,1994年)。

更为重要的是,荀子传播《孔子家语》的事实,再次印证了《荀子》的可靠性,《孔子家语》可以视为最为直接的证明材料。以前,人们以《孔子家语》为伪书,丧失了以此为基础探讨包括《荀子》在内的许多文献成书问题的机会,导致不少学者走了很大弯路。而今,对于《孔子家语》价值的重新认识,对《荀子》成书问题的研究价值重大。将《家语》与《荀子》相较,会发现二者具有相互联系的篇章不少,其中,篇幅较大的主要有以下各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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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难看出,《荀子》与《孔子家语》相同的材料,比较集中于《宥坐》、《子道》、《法行》、《哀公》、《尧问》等篇,而《荀子》与《家语》的这种关系,恰好旁证了前揭杨谅之言及《家语》孔安国序对荀子传播《家语》的记载。从这种程度上说,《荀子》书中有《家语》的材料,不仅不能说明《荀子》之“伪”,反倒应该是《荀子》可靠的一个重要证据。

第三,借助《孔子家语》与荀学的关系思考古籍成书问题

战国时期,《荀子》各篇很可能都是单篇流行的,而这些篇章绝大多数出于荀子本人亲手所著,部分为荀子所整理、纂集的资料,还有荀子后学所记录的荀子言行,最后经荀子后学之手统编为《荀子》,这样的判断符合古籍成书、流传的一般规律。在汉代,《荀子》经过了刘向的再整理,他对《荀子》篇章的重新编次和材料的删繁就简,绝不应该被看作是什么“主观作伪”的过程。对于《荀子》所经历的这些成书及流传的过程,我们不能简单地以今非古,将其成书时代人为后置,须知,古人并没有今人的著作权观念或逻辑学程式,而且任何古籍都存在着动态的流传过程,对此问题的片面理解或对其可靠性问题的简单判断,都将导致我们的认识偏差。

具体到学者对《荀子》可靠性的怀疑,其中最为重要的理由之一是认为该书体裁杂乱,不似细密的学术著作。例如,被认为是“辨伪学名著”的《伪书通考》曾转引杨筠如的观点,认为《成相》篇不像《赋》篇附在整部书的后面,原本位置比较靠前,却居然使用了韵文,所以它“明明是与荀子不相干的东西”,以这样的研究方法,杨筠如甚至得出结论说:“除《正名》、《解蔽》两篇略为完全以外,几乎没有一篇没有杂凑的。”(张心澂:《伪书通考》第736—737页,商务印书馆,1937年)这是典型的以今非古,彻底割裂了《荀子》各篇之间的关系,忽视了其它古书所存在的相关信息。杜国庠先生就以其它史料参照《成相》篇,得出了该篇可靠性自有内证的结论(杜国庠:《先秦诸子的若干研究》第76页,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55年)。显然,那种认为《荀子》“与荀子不相干”或者“杂凑”的说法,显然缺乏细致的研究,则有先入之见的嫌疑。

至于那些以“荀子思想自相矛盾”、“与儒家尚德不相容”之类说法来否定《荀子》可靠性的做法更为危险。儒家思想本来就体大思精,人们贴标签似地研究先秦思想家,这其实是本末倒置。窃以为应该先考察文献记载的可靠性,然后综合研究文献所显示的思想家的学说主张,而不是先确定思想家的思想主张,再以之判断文献记载是否与之相合。荀子处在战国后期,他的思想可以损益诸子,牢笼各家,批判继承,综合创新。因此,对荀子思想的研究,恐怕应以对《荀子》文本的考察最为紧要、根本。然而,在所谓辨伪学大盛的年代里,不少可信的古籍都被打入伪书的行列,大量古籍的成书年代被人为后置,另一方面,由于材料的限制,人们没有能够真正认识到古书形成的一般规律,而凝固地看待古书的传流问题,遂造成了不少错误的认识,这也启发我们对文献研究方法进行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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