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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念我会老会长萧克将军诞辰110周年特辑——亲亲故乡人

信息来源:兵者文化 作者:萧星华 发布日期:2017-08-04 16:02:03 点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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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父亲萧克一辈子不爱名、不爱利,唯一的爱好就是读书。他每天晚上很晚睡觉,常常读书到深夜,几十年如一日,父亲廉洁自律、艰苦朴素的革命老传统更是一刻都不会偏离。父亲的一生,是多彩的一生。他不仅在文德武功上都有成就,更能够智慧地看待世事,遇到风雨能保持共产党人清正的风骨,因此,在他的心目中没有不堪回首的往事。父亲用他的非凡人格,教育和感染着我们,为我们后辈树立了榜样。

一、绘地图,走到广州参加革命

父亲被称作“军人学者”,他创作的小说《浴血罗霄》被著名作家夏衍称为“中国当代军事文学史中一部奇书”。1988年建军节前夕,诞生于抗日战争烽火硝烟中的《浴血罗霄》,终于得以出版。这部作品荣获了1984—1988年度茅盾文学奖荣誉奖。

父亲出生在贫苦的书香世家,从他曾祖父起一直到他的堂哥,四代人读书、教书。尽管生活艰难,父亲从小就跟着家里人念过诗书,学过毛笔字。听父亲自己讲,他小时候每天除了上山放牛割草,余下来的时间就抓紧读书。那时书很少,父亲就问人家借来读。平常大人们在一起作诗对联、诵经讲史,父亲就在一旁似懂非懂地听着。逢年过节的时候,大人们在家里写对联,父亲就在边上帮着磨墨。这些都培养了父亲对文学的爱好。

当时家里很穷,父亲一直是半工半读。由于父亲勤奋好学,校长很喜欢他,常常让他为学校刻蜡板、印讲义挣些钱,用来交学费和伙食费。

1925年,十几岁的父亲正上高级小学,那时共产主义思想、马列主义已经传到中国,学校订了一些小报,如《向导》、《政治周报》、《社会科学讲义》等等,父亲浏览之后,思想开阔了许多。

那时候,在广东读大学的堂哥不断给父亲寄来革命书刊。当时的广东是革命的中心,国共合作掀起的反帝反封建斗争如火如荼。父亲被强烈的革命气氛所感染。

父亲的老家位于湖南和广东的交界处,从未出过远门的父亲从书本上描下一张地图,又向有经验的人请教,标上了地名。就凭着这张手绘的地图,父亲孤身一人,头一次走出了生活了18年的山沟沟,投身到滚滚的革命大潮中。

二、熬通宵,临行留下特殊教材

我其实并不是独子,上头有一个姐姐、一个哥哥。姐姐早亡,我哥哥生于长征中。抗战爆发后,由于行军打仗,孩子带着不方便,我哥哥就被送回我母亲老家。后来日本鬼子打到长沙,投放了鼠疫,死了很多人,我哥哥也没能逃过那场劫难。

我是抗日战争的时候出生的。当时日本人对晋察冀地区发动了空前残酷、空前野蛮的“五一大扫荡”,父亲、母亲只得把我送到老乡家,一呆就是三年多。老乡家里根本没饭吃,我们就采些树叶子、弄些糠充饥。树叶实在太苦了,吃不下去。老乡把树叶放在河水里冲几天,叶子冲烂了,苦味就淡了,再蒸熟,勉强可以下咽。后来听老乡说,这村子22个孩子,就活了2个,其中1个就是我。

1947年,我8岁的时候,跟着部队在晋察冀地区频繁流动,根本没有办法稳定下来好好读书。当时,父亲天天在前线打仗,我很难和他见上一面。有一天,父亲在临走前,把一张很大的草纸交到我手里,我一看,上面是父亲用正楷写好的3000个常用字。父亲对我说:“孩子,你要把这些字全认下来,学会写,学会念,这样你就能看书了。”说完,他就走了。原来,父亲知道第二天要带兵打仗,当天就通宵熬夜为我写了这3000个生字。父亲希望自己的儿子能成才,但在当时的战争环境里,他根本无暇过问我的学习和生活,而且在那样一个特殊时期,任何事情都有可能发生。也许父亲想到自己这一去,很有可能回不来了,就把对儿子的深深期许和关爱,都渗透在这张发黄的草纸里。

父亲走后,我就照着这张纸,天天写、天天读,碰到不认识的字就问妈妈和部队里的叔叔阿姨。叔叔阿姨们见了我就说:“这小孩真是爱学习,和他爸爸一样。”我心里老有个信念,我觉得只要我天天努力学习纸上的字,等我全学会了,父亲就能从前方凯旋了。

新中国成立后,父亲已经是高级将领,但在学校里,没人知道我是萧克的儿子。我的学校离家很远,父母让我住校,每周回一次家。父亲从来没有用公车接送过我,我周六从学校走到家时,一般天都黑了。有一次我发烧,走到家后大病一场,母亲十分心疼。但病好后,一切照旧,父亲从来没想过要特别优待我这个独苗。

三、讲节俭,外人以为我家困难

父亲一生勤俭,始终保持艰苦朴素的作风。父亲自己是这样做的,他也很注意在这方面对我提出要求。

我上小学、上初中时穿的衣服,好多都是大人的衣服改制的,都是补了补丁的。到了上世纪70年代,我的两个儿子读书的时候,他们还经常穿有补丁的衣服。那个时候几乎没有人穿打补丁的衣服了,老师都以为我们家很困难,也不知道他们的爷爷是谁。孩子们从小就懂得,出去决不能张扬,不能炫耀家里的身份。

父亲非常爱吃红烧肉、扣肉,每次都要吃上好几块,但家里规定只有节假日才能吃,平时吃饭都是清淡的五谷杂粮,小米和窝头一个礼拜起码要吃两三次。记得有一次,我小儿子班上出去春游,中午大家吃点心,其他同学都带了面包、饼干什么的,我儿子只带了两个窝头。那时“文革”都已经结束了,一般家庭都不吃窝头了,同学们都笑话他说:“你家里还那么困难啊?”我小儿子却不以为意,家里做什么他就带什么,他自己吃得倒挺香。

我们家浴缸旁边一直放着两只大桶。父亲每次洗好澡、洗好头,都要把用过的水倒进大桶,用来冲马桶。几十年来,我们家一直保持这样的习惯,我儿子也都习惯用洗澡水来冲马桶,这些对他们来说都是理所应当的,因为他们从小就是看着爷爷、奶奶这样做的。父亲、母亲在家里常说:“北京是严重缺水的城市,国家一直在号召保护水资源,我们一定要积极响应号召,不能浪费水。”

中央军委的领导来看父亲,见我们家房子很陈旧,都说:“萧老家的房子怎么破破烂烂的?”总参批了钱让我们修房子,父亲坚决不同意。后来,总参的一个领导忍不住问我:“怎么给你们家批了钱了,还不修房子呢?”我说:“我父亲母亲从来不让修。”在父亲的熏陶下,我们全家人都觉得奢华是对社会的浪费,是可耻的,所以从来不搞铺张浪费。

四、找工作,要靠自己不开后门

父亲为人非常耿直,原则性强,实事求是。他常对我们说:“你们在外面要尽力干,好好干。你们小时候跟着家里吃饭,这就是对你们很大的照顾了。我不会为你们的工作帮忙,全要靠你们自己。”

我在北大,学的是哲学。后来,我在武警部队工作,担任师级干部。部队的司令、政委来看我父亲,对父亲说:“萧星华在我们那儿干得很好,工作很不错啊。”父亲脸一沉,朝着司令说:“不要乱说,什么‘很好’,仗也没打过,他有多少经验,他要好好学习!”父亲有个原则,对家里的亲人要求更严格,从来不为家人说情、拉关系。在外人看来,找路子、通关系这些事情,父亲关照一下,是很方便的。但在我家里确实一点没有这些事。父亲不主张替孩子说好话,谋取特权,他认为靠“铺路”升官发财是十分可耻的。父亲从来不为我们“走后门”,而是鼓励我们自己好好干,干出成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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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小儿子当年要参军,但体重不够,差半公斤。我们想想还是算了吧,如果要去讲情的话,被父亲知道了,他肯定不同意,我们不能坏了规矩。既然他是北京师大毕业的,以后教书很好。

我的大儿子在北京的华能公司上班,常常需要在星期天、节假日值班,他一到家就说工作太累。我母亲听到了,就教育他说:“这个工作缺不得,你累一点是应该的。现在工作谁不辛苦?大家都是一样的。”母亲一辈子跟着父亲投身革命,父亲的一言一行都看在眼里。家里的人都受到父母亲潜移默化的影响,都尽力工作。

尽管经历了人生的大起大落,但父亲一直很乐观,即使在挨批斗最艰难的时候,也是如此。无论在1958年“反教条主义”时,还是“文革”中,父亲挨整挨斗最厉害的时候,回家后还是照吃照睡,没有半句怨言。父亲说:“我从小就跟着共产党干革命,哪怕革命失败、和组织失去联系时也没改变信念,千方百计重新找到组织。我觉得自己没错,问心无愧。”父亲在长征前身上有多处伤,但他和其他长寿而功勋卓著的革命者一样,选择积极的生活态度,这是拥有健康人生的基础。(原载于2009年9月17日《新民晚报》,视频来源于《梦牵故乡》片断,演唱者:张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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