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

孟子发展孔子学说的仁学，继曾子之【大学】心正、身修的主张后提出“义”理，完成了中国轴心时代源文化的构建。

在基督教文化中，圣奥古斯丁提出自赎学说，从而促使基督教成为有终极目标、有坚定信念的信仰；在中国儒学文化中，因为有了仁与义两类相关的理论的产生，也促使儒教成为具有终极目标、坚定信念的信仰；但是此类内在性的人性制约并没有在犹太教，甚至也没有在基督教的姐妹篇东正教中出现。

犹太教强调忠诚，也就是强调外在的而不是内在的对人性的制约；而东正教强调真理，也就是以真理在外在层面上制约人性。犹太教的忠诚阐释于【旧约】，我们见之于史的是犹太教主持者犹太教团的腐败与犹太人亡国后在世界流窜的凄凉，显然，忠诚不能作为良治社会的基石。东正教真理在实践上则体现于公有制和无产阶级专政--公有制是在生产资料的占有上阻断人性恶的发生，却扼杀了人性层面上的天赋或禀赋；无产阶级专政是在政治上保障社会利益分配的均等，却导致了权力的绝对化。

于是，以基督文化为背景的西欧马克思主义、以儒学文化为背景的中国马克思主义，与以东正教文化为背景的东欧马克思主义表现出不同的特点，在实践上又有完全不同的命运。这方面的讨论如此重要，因为它恰恰解释了百年来的人类社会的变革。

理学的发生是以【易】与【孟子】为源点的，程朱理学的“存天理、灭人欲”论即是对孟子“义”的发挥，“义”文化在当代的表达即在刘少奇主席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论修养】的文化根源在中华道统，如同上述的论证。如同圣奥古斯丁的自赎学说弥补了基督教的不足，【论修养】则弥补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不足，它促使马克思主义能够成为一个深入人心、致于至善的信仰。

什么是中国模式？其内核实质即在中国的“义”文化，这是苏东的社会主义运动失败，中国的社会主义运动却能够继续的根本原因。文化是社会客观的生成，但是有意识的把握与无意识的盲从在实践上是不一样的，当代中国的种种危机的发生说到底是文化上的蒙昧，表现为屹立于北京的“大裤衩”和喧嚣于大陆的赵本山文化，要克服当代泛滥的贪官恶吏现象只有从文化做起，重要的一点就是从【论修养】说起，从人的内在实现对人性恶的自律。

面对近50年来国际社会主义阵营的剧变，关注社会主义运动的未来，对于这样的思考是必要的。同时，为了结束理论上的纷争、社会的混乱，以期达于共识的形成，造就一个持续、良治的社会，对于人类三大文化之方法论，即中华文化的“义”、基督文化的“自赎”、犹太文化的“忠诚”，应该有一个全面的思考、辩证与倡导，此章是一个探讨。

问题的提出也在于：为什么儒学能够长期地影响中国及于东亚。

在这里谈天理、人欲与担当，这是以义、利为座标关于仕或精英的鉴别，也就是说，只有能够在内心约束自己，只有对社会有所担当者，方可称为仕，或现代语义中的精英；做不到自我内心的约束，不愿意担当社会责任，不过庸人，而唯利是图者无非市侩。这一个座标与以社会地位或文凭定精英的标准是完全不同的，同样体现于质与表的区别。

壶公评论2014/7/7写于东岩山麓

文化自觉论：天理与人欲

前言：

四类大文化产生于三千年前的轴心时代，其所具有的共性即是对于人性善的祈求，也是关于人性恶的制约。对于现代人来说，不能不承认基督教的成功。关于基督教，上帝是至善的化身，自赎是信徒面对上帝的前提条件。

考察基督教的理论与实践，不能不注意到圣-奥古斯丁的赎罪说，人性的自我约束――对人性的启发分成重要的两个部份：1、自我的而不是外加的;2、是约束的而不是放纵的。大哲学家罗素在《西方哲学史》中这样描述基督教自觉理论形成的两个重要阶段：

其一、犹太教阶段：“犹太人与其他古代民族突出不同之点是他们的顽强的民族自尊心。在遭受征服后，犹太人保持了他们那种唯我独尊的信仰，并确信他们的不幸是由于上帝的忿怒，因为他们没能保持住信仰与教义的纯洁。”

其二、基督教阶段：“犹太人不是基督徒，只有少数人想到他.们自己是罪人。想到自己是罪人，是基督徒的一项革新，基督徒竭力实践基督教的谦卑。公元一世纪以后，基督教也具体化了;基督教和犹太教处于一种彻底敌对和形式上的关系之中。”

我们必须承认中、西文化的差异与社会结构的不同，当代中国沿袭古代中国，仕阶层在整个社会处于枢纽的位置。仕阶层即现代官僚与知识精英的构成，是统治者――皇帝和被统治者――子民之间的一个桥梁，这是中国社会独特的现象，前往西方的学者注意到这个现象，认为：

官员和官僚，两者的界线不是其职能而是其属性。

去了美国学习的人注意到：

在美国，在政府工作的官员就是一种职业，他只需要也只能按照法律对这个岗位的描述来工作就可以了;但在中国，官，是一种权力，是一种待遇，代表的是一种地位与声望,不是干职权范围内的事，而是在运权、管人。后者准确地说，叫官僚。

官僚，包括准官僚的知识精英――或者说是中国文化中的仕阶层，如何实现这一阶层的文化自觉始终是历史中国社会首当其冲的课题，历史中国政治多次的溃败都縁于仕阶层的腐败。而对于一个民主社会而言，关于文化自觉的命题已经不只于仕阶层，而是涉及社会大众，没有绝大多数人的文化自觉，民主只能是纵恶之下的灾难。

如何达于文化自觉?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是一类如切如磋的修身养性，这种修养在宋理学中达到高峰，即程朱理学提出的“存天理，灭人欲”。有感于文化自觉对于现代中国人――尤其是所谓知识精英的必要性，试论程朱自赎学说。

　一、“存天理，灭人欲”的提出与演变

在朱熹的笔下，“知经识理之君子”亦即现代的所谓知识分子，应该知道“圣贤千言万语，只是教人明天理，灭人欲。”(《 朱子语类》卷十二)。

从“存天理、灭人欲”直接导出的是朱子的“饿死事小，失节事大”。这句话应该是程颐发明的，因为《朱文公集·与陈师中书》记的是：“昔伊川先生尝论此事，以为饿死事小，失节事大。”

察之经典，朱子的论点承自于先贤。

孔子提倡“死守善道”，说“匹夫不可夺志。”(《论语·子罕》);

曾子说：“临大节而不可夺也。”(《论语·泰伯》);

孟子说：“得志，与民由之;不得志，独行其道。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谓大丈夫。”(《孟子·滕文公下》);

荀子说：“上不循于乱世之君，下不俗于乱世之民。仁之所在无贫穷，仁之所亡无富贵。”(《荀子·性恶》);

《礼记·儒行》说：“戴仁而行，抱义而处，虽有暴政，不更其所。”

这类言论很多，都是朱子的论点在理论上的佐证。

不幸的是，朱子之后的中国即进入了中世纪的黑暗，元、明、清三朝是中国史上最为专制的时期。唐、宋数代理学家们对社会的反思和建立起来的学说，被阉割之后成为禁锢民众的桎梏。

后世反对封建专制，朱子关于“天理”、“人欲”论点也被证明为“封建卫道士”、“反人类”、“坑害妇女”、“软刀子杀人”等等。另一方面，逃避现实的仕人们把理学认同为个人修养的心学。在残酷的专制面前儒生们“躲进小楼成一统”，“吩咐梅花自主张”，儒家精神没有了，理学的心法却得到畸形的发展，仕子的精神犹如女人的小脚越裹越小，以致到了“万马齐喑犹可哀”的地步。

即使是近代中国，一些不容于现实社会或政治上失败的知识分子，同样把现代中国等同于元、明、清三朝，同样以阴暗的心态表述理学。

俱往矣。笔者在《墨子情怀》一文中，把孔子的思想定义为国家主义。而“存天理、灭人欲”等源自于国家主义形成的对国家与民族的使命感，正是儒家精神。这种儒家精神也生成为中国文化的传统，亦即“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是中华民族维持数千年文明而不堕的根本原因。

历史上反儒的行为不胜于计，尤其是五四期间对封建的批判中，对儒家的否定更是深刻。但是无论是梁启超、李大钊、陈独秀，或是自由派――西学派的严复、胡适，他们的所作所为始终不离儒家精神――担当国家与民族的使命感。真正的儒者是遵循儒家精神并对前期儒家理论持批判态度者，而不是那些口不离“四书、五经”的腐儒，因为其遵循的是儒家的另一个原则，即“维新”，而“维新”正是担当国家与民族的使命感进一步的体现。

笔者强调“存天理、灭人欲”，因为它是宋理学的精华。而宋理学在儒学中的地位，从时代发展以及理论深化的角度看，它是达到了顶峰。一般把宋理学称为宋明理学，实际上应该称为唐宋理学。因为它的形成是以唐、宋历史为背景，它的创始人是韩愈至朱熹的数代人。元、明、清三代间，只是唐、宋理学的应用。它的政治化，大多已经扭曲了唐、宋理学基本信念，或者说是唐宋理学在极其恶劣的政治条件之下，达到自己有所作为的底线。

二、“存天理、灭人欲”的理论与实践

讨论这样的问题，当然不能一言以蔽之。关于天理与人欲，朱子有这样的说明：

《朱子文集-延和奏札二》载：

“臣闻人主所以制天下之事者本乎一心，而心之所主，又有天理人欲之异，二者一分，而公私邪正之涂判矣。盖天理者，此心之本然，循之则其心公而且正;人欲者，此心之疾疢，循之则其心私且邪。”

《四书集注-孟子》载：

“仁义根于人心之固有，天理之公也;利心生于物我之相形，人欲之私也。循天理，则不求利而自无不利;殉人欲，则求利未得而害己随之。”

对于上述说明，笔者归纳为：正气，卫国，护民，维新四种。并察之于历代的仁人志士所为，见证于历史，求解于事实。

其一、东汉党锢之乱中的凛然正气

元帝国之前的中国，贯穿于历史的主线是公与私的斗争。这一点和西方中世纪前的城邦政治相似。所谓“公”，即“天下为公”，先秦诸圣笔下的尧、舜，以及周文、武王是为典范;所谓“私”，即“家”天下，也就是秦始皇和后世的独裁者们。孟子曰：“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是故得乎丘民而为天子。”这句话阐明了“公”与“私”的内涵。

“焚书坑儒”的实质就是此类“公”与“私”的斗争。虽然持“公”者是失败了，但是其表现的凛然正气却也激励着后来人，并且成为社会的共识。而持“私”者却只能依靠暴力和暴政支撑。证明这一观点的事例极多，东汉的党锢之乱即其一。

汉代走向衰落的原因在于外戚与宦官的祸患。这种祸患直接导致朝政失衡，私权泛滥，公权旁落，社会陷入沉重的危机。汉和帝之后，不断出现帝后临朝执政和外戚、宦官交互专政的局面。顺、、质、桓四帝时，外戚梁冀专政近二十年，财富积累达三十亿。其后则是宦官当道，孝桓帝纪第七(后汉书)记载：。。。外戚受损，内宦更张，“壬午，诏曰：‘梁冀奸暴，浊乱王室。。。。赖宗庙之灵，及中常侍单超、徐璜、具瑗、左悺、唐衡、尚书令尹勋等激愤建策，内外协同。。。宜班庆赏，以酬忠勋。其封超等五人为县侯，勋等七人为亭侯。’”

在这一纷乱的过程中，朝廷中一部分官员和知识分子出现了品评时局的清议派，对宦官外戚专政不满，遭到了报复，终于引发了党锢之乱(即十常侍之乱)。

“噤若寒蝉”出自《后汉书-杜密传》，描述了仕人对待政事所持的态度。蜀郡太守刘胜辞官还乡后明哲保身，闭门谢客，噤若寒蝉。而其同乡杜密(曾任太仆等官职)却为官清正，执法严明，对宦官子弟有恶必罚，有罪必办。杜密去官回乡后，依然常会见郡守等，推举贤人，揭露恶行。灵帝时，太傅陈蕃辅政，杜密又被起用，后因党锢之乱，被逼自杀。当时，如同杜密一样落难的“知经识理之君子”为数不少，后来的《资治通鉴》以敬仰的笔法记录了这些把“天理”置于“人欲”之上的人们，他们象飞蛾投火一样慨然赴死，如果不是这样做，他们反而以为自己低人一等。

正气遭到蹂躏之时，也是社会崩溃之日。灵帝时，北方爆发了有组织的黄巾大起事，终于瓦解了东汉。直到隋唐，中国历经近四百年的混乱。儒者的正气维护的是社会生存之脉。

其二、宋儒的精忠报国

唐之后的中国事实已经进入了衰落的进程。后世一般以宋为正统，宋代的中国其实已经四分五裂。北方中国牢固地控制在落后的少数民族手中，蒙古的崛起甚至打破了平衡，直至宋亡进入了元朝。

有宋一代，抗衡外敌一直是社会的一个主题，也是儒者勇于担当且不容回避的问题。其中的岳飞就是一个万世楷模。现代对岳飞的评论很多，有人以为他是愚忠，持此论者是不能理解儒者维护国家的信念。试问如果当年岳飞造反，他能给国家和人民带来的是什么?有人以为他不是民族英雄，因为他只代表了南方的汉族，但是他“精忠报国”的精神并非只代表南方，而是代表全中国，是中华民族的精神。

另一个抵抗外侮的民族英雄文天祥尤其令人感动，他写下的“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的诗句，激励着一代又一代的爱国者，树立了一个人生价值的灯塔。文天祥去后，人们发现了他的临别遗言：“孔曰成仁，孟曰取义，惟其义尽，所以仁至，读圣贤书，所学何事，而今而后，庶几无愧。”文天祥因为知经识理而顶天立地，因为“存天理、灭人欲”而成就仁义，为千古景仰。

录文天祥《正气歌》以记之：

天地有正气，杂然赋流形。下则为河岳，上则为日星。于人曰浩然，沛乎塞苍冥。

皇路当清夷，含和吐明庭。时穷节乃见，一一垂丹青。在齐太史简，在晋董狐笔。

在秦张良椎，在汉苏武节。为严将军头，为嵇侍中血。为张睢阳齿，为颜常山舌。

或为辽东帽，清操厉冰雪。或为出师表，鬼神泣壮烈。或为渡江楫，慷慨吞胡羯。

或为击贼笏，逆竖头破裂。是气所磅礴，凛烈万古存。当其贯日月，生死安足论。

地维赖以立，天柱赖以尊。三纲实系命，道义为之根。嗟予遘阳九，隶也实不力。

楚囚缨其冠，传车送穷北。鼎镬甘如饴，求之不可得。阴房阗鬼火，春院闭天黑。

牛骥同一皂，鸡栖凤凰食。一朝蒙雾露，分作沟中瘠。如此再寒暑，百疠自辟易。

嗟哉沮洳场，为我安乐国。岂有他缪巧，阴阳不能贼。顾此耿耿在，仰视浮云白。

悠悠我心悲，苍天曷有极。哲人日已远，典刑在夙昔。风檐展书读，古道照颜色。

其三，事事关心的东林党人

东林党、复社与晚明政治是一场士大夫反对宦官魏忠贤的专政，同样也是一次可歌可泣的“存天理、灭人欲”精神的体现。

万历三十二年(1604)，顾宪成等人修复宋代杨时讲学的东林书院，“讲习之余，往往讽议朝政，裁量人物”，时称清议。朝士慕其风者，多遥相应和。时称东林党。明神宗后期，宦官擅权，倒行逆施。东林党人提出反对矿监税使掠夺、减轻赋役负担等主张，还提出开放言路、实行改良等针砭时政的意见，遭到宦官及各种依附势力的反对。

天启中，宦官魏忠贤上欺天子下压臣，天启皇帝自幼不喜读书，魏因此常导之“倡优声伎，狗马射猎”。魏忠贤也根本不把内阁官员放在眼里，动不动“突入其家，称奉驾帖拿人”或“捽之而出，辱殴于道，捽几危”。得势的魏忠贤网罗党羽，史称“阉党”。

而与之对抗的则是梗介的“知经识理之君子”们的东林党。天启四年，副都御史杨涟上疏参劾魏忠贤二十四大罪状，此后，吏科都给事魏大中又联合六科大臣十余人，再上疏弹劾魏忠贤。魏忠贤则编了东林《点将录》，“凡所欲去者，悉诬以东林而逐之”。杨涟、左光斗、魏大中皆逮捕下狱。同时下狱者还有“六君子”顾大章、周朝瑞、袁化中等人。

在此动乱中，“知经识理之君子”体现了高昂的气节。“六君子”刚直不屈，皆相继惨死狱中。杨涟临死时，尚是土囊压身，铁钉贯耳。明代厂卫酷刑，倍极残忍。

在魏忠贤打击东林人士的罪行中，有一个与杨涟等有来往的汪文言。魏忠贤将汪文言下诏狱，严刑拷讯，逼使诬陷杨涟等。汪文言说：“以此蔑清廉之士，有死不承。”最后受刑气绝。

有吏部主事周顺昌，本来不受杨涟狱牵连。但是魏大中被押解过吴县时，吴县人的周顺昌在家中挽留魏大中，并结为亲家，表示了对魏忠贤的公然蔑视。魏忠贤即派缇骑逮人，周顺昌下狱被害。

天启四年(1624)。“阉党”列东林党人榜于全国，每榜少则百人，多至五百余人,凡列名者,生者削籍，死者追夺，朝中善类为之一空。东林与阉党的斗争，一直延续到南明时期。

人类社会从专制体制向民主体制，政治上的变革即表现为政治参与的扩大。明末东林党、复社强烈的政治参与意识和实践活动，是中国社会向近代社会转型的特征。顾宪成、高攀龙等人是一些下台或退休的官僚，在民间和地方势力的支持下，开始了从依附皇权政治到参与的政治文化嬗变，形成专制皇权体制外的政治结盟。他们立“志在世道”的宗旨，讲学并进入社会实践，干预地方行政和朝政，倡行同善会以“济世”“救民”。他们是一些“知经识理之君子”，但不是一个只议论儒学不关切国事民生的学术流派。“国事、家事、天下事，事事关心”，表现出东林党人主体意识的增强，形成了独立的政治人格。他们和东汉的“党锢之乱”中的名士们有相似之处，表现了“知经识理之君子”的特点，当然他们的行为更多、更完整地表现了社会的需求，时代的进步。实际上，这也是儒学的变迁――进步。为了“存天理”，在这里“灭人欲”已经表现为生命的丧失，而且这个时期的“知经识理之君子”也有“党锢之乱”中的名士们争先赴死的表现，后来的民族英雄袁崇焕，就曾经因为没有成为东林党人案的落难者而懊悔。

其四、喋血变革的“戊戌六君子”

元、明、清三代的专制到了清末已经难以为续，政治极为腐败，社会极度糜烂。在国际列强的环伺之下，国家的命运岌岌可危。有识者对于变革的要求已经如同天际的雷鸣震撼着中国。首先走向变革维新运动的就是儒者康有为和他的弟子们。这是一节壮烈的史诗。

清末的“戊戌六君子”也是一个知经识理之君子“存天理、灭人欲”的典范。六君子之一的谭嗣同，其成仁成义的事迹令人叹为观止。

有文载，戊戌变法过程中，谭嗣同至少有三次机会可以从菜市口边缘全身而退，但是谭嗣同执意不肯。他对梁启超说：“不有行者，无以图将来;不有死者，无以酬圣主。”他傲然宣称：“各国变法，无不从流血而成，今中国未闻有因变法而流血者，此之所以不昌者也;有之，请自嗣同始!”

1898年9月24日，谭嗣同在“莽苍苍斋”被捕。四天后在菜市口法场就义，同时遇害的还有林旭、杨深秀、刘光第、杨锐、康广仁，并称“戊戌六君子”。

谭嗣同在刑部狱中给梁启超的绝笔书中写道：“嗣同不恨先众人而死，而恨后嗣同死者虚生也。啮血书此，告我中国臣民，同兴义举。”在菜市口法场上谭嗣同留下气壮山河的遗言：“有心杀贼，无力回天;死得其所，快哉快哉!”

或者，正是这种精神感召了清末志士前仆后继的反清反封建的伟大壮举。笔者读过福建同乡、黄花岗七十二烈士林觉民的《与妻书》，那种气壮山河的豪情，可昭日月。

结束语：

往事不堪回首。

人类寻求自身的解放体现了历史的发展，也就是朱子笔下的“存天理”。

在武夷山的深谷急流旁边。朱熹以一个贫寒的祠官淡泊明志，决心排除俗儒徒诵词章之习，佛老异端崇尚虚无寂灭之教;摒弃只能惑世诬民，致使晦盲否塞，政局衰败的权谋术数，百家众技。立志要传达孔孟之道，补其缺略，推进儒学的发展，期能收化民成俗、修己治人之效，以修补、完善儒家思想，振兴陷入朽败的国家。朱熹放声呼吁：“人之一心，天理存则人欲亡，人欲胜则天理灭，未有天理人欲夹杂者。”劝戒人们“革尽人性，复尽天理” (《朱子语类》卷十三)。

显然他没有想到，后世的封建专制相沿成习，变本加厉地执行残酷专政。历朝大兴文字狱，捕风捉影，穿凿附会，罗织入罪，满门抄斩、开棺戮尸，无所不用其极。他希望重振的儒家精神显得如此沉重，许多有见识的仕人不敢再研究敏感的政治伦理问题，转入为考据而考据的考据之学，“舍今而求古，舍人事而言性天”。在皇权凌迟之下，理学失去了生机，伪理学披着孔孟外衣，成为一具窒息国人精神的僵尸，高踞庙堂而不可易，扼杀了中国人原已饱受摧残的天赋灵性创造性活力。

但是，这一过程也突显了那些敢于直面现实，而“存天理，灭人欲”的仁人志士。他们把信仰置于生命之上，为担当国家与民族的使命，视死如归。成仁全义者永垂不朽。他们是中华民族的骄傲，以其对信仰的执着追求，以其刚强坚毅的浩然正气，表现了不畏强权、不避强暴的气节，他们是支撑起华夏民族的精神脊梁。

壶公评论2009年写于麒麟山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