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3月23日，由中国文化院·北京师范大学人文宗教高等研究院、北京三智文化书院、绍兴市人民政府联合主办的“第三届中国阳明心学高峰论坛”启动仪式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许嘉璐院长在启动仪式上做了主旨发言。全文如下：

各位专家，各位同志，各位新闻媒体的朋友们：

今天，我们在这里举行第三届阳明心学高峰论坛的启动仪式，竟然来了如此众多的各界人士，这或许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当今的中国对阳明心学的热心、关注和认识都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也可以说，王阳明在其身后将近500年遇到了他理想中的知音。这一知音既是无数个人和群体，也是中华民族经过无数奋斗和牺牲迎来的伟大时代。

去年底，论坛的几家主办单位在京召开了筹备工作会议暨新闻发布会，研究确定筹办论坛的种种事项，我在会上做了简短发言，就当今继承、传播阳明心学谈了几点想法。在这里，我想对那次发言中的几点做些补充说明，以供论坛主办单位和各位专家、朋友参考。

在我看来，为了更好地继承、弘扬阳明心学的精神，以有助于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文化的不断丰富、发展和普及，我们还需要加大力度，从多个视角、多个层次，拓展研究的广度和深度。例如，如果把王阳明的学说放到自孔孟发其端，延绵起伏两千五百多年的儒学历史长河里去观察，是不是可以说，王阳明恰好是在中国社会发展的一个特殊节点上出现的？宋承五代衰乱之后，至南宋，虽然北方民族割据争战的压力还在延续着，而南方在有宋南迁的辖区内，农业技术、自然动力机械、交通运输、货币流通、市场贸易、文化艺术……，方方面面却高度发达，几乎所有“现代社会”所需的社会条件都已具备，但是却一直在“现代”的大门外徘徊。要想跨出社会发展的这一步，所缺的主要是两个紧密相关的方面：一是以阳明心学为代表的思想领域，主要指向社会个体道德伦理的培育和提升，却没有触及阻碍社会进步的政治制度痼疾；即使在论辨“义”、“利”关系时也没有质疑既有的社会结构的弊病；与此相关的一个问题，即阳明心学等先进的、力图超越社会现状的思想主要盘桓在部分“社会精英”（文人、士大夫）的范围内，虽然也有溢出的影响，但远远达不到动摇社会基础、威胁社会政治结构的程度。王阳明在世时及其身后百年，国力未能恢复，朝廷愈益腐败无能，他的治世愿望自然难以实现。他在一时的眼前繁华中看到了王朝衰落的迹象，自己经历了百死千难，应该有着和孔子一样的感慨：道之不行，已知之矣，但仍要知其不可而为之。

万事万物及其相互的关联，都是极其复杂的，阳明心学及其命运亦复如是。王阳明一生不懈地探索，广泛汲取了以儒家思想为核心的文化思想传统的精华，屡变屡进，从对主客观世界的观察冥思、反己修身，到对人类和万物的终极关怀，犹如一条红线贯穿于他一生活泼生动的传习过程中。由于种种原因，其后学分歧渐显，争辩日增，本为修己治世之学，不幸堕入空谈心性、概念游戏的玄虚陷阱之中。明亡入清，学者即以“空谈误国”斥之，而倡传统“经世致用”之学以救世。到了乾隆嘉庆时期，号称“朴学”、“汉学”的“小学”（文字、声韵、训诂、考据、版本诸学）大兴，阳明之学以及它本身包涵着的经济世事的思想当然就更加冷落，就连在清初学界诸老那里已经蠕动的对皇权制度的质疑也都销声匿迹了。今天，我尝试着概而言之：自明中叶到清初，中国“错过了”大力发展技术、提高生产力，并在思想领域“失去了”踢出进入“现代”所需要的“临门一脚”的机会。也许我们可以说，如果在阳明时代（15世纪末至16世纪中叶）任由社会经济、生产和思想按其自身的规律继续发展，中国就可能形成自己的、与西方显然不同的“现代社会”（包括早期的“工业化”）。但是，历史是天、地、人错综复杂、相互作用形成的过往事实，不是后人可以由假设而推论之的，更不必因此而痛惜既往，苛责古人。而事物还有着另外一个方面：王阳明说“人胸中各有个圣人”，又默许其门生“满街都是圣人”之说，乃承孟子“人皆可以为尧舜”的思想而来，虽然王阳明可能意在强调“反诸己”、“致良知”，但是内中的基础则是认为，世上的人至少在道德价值方面是平等的。这一思想在帝制时代末期重新被大声提出，就成了可贵的反封建思想的萌动。但是，此时中华传统文化进一步发展、突破的内动力，符合文化和社会发展规律地日渐式微，已经不足以撬开或顶破压在它头上的顽石了。

又过了三百余年，来自万里之外的异质文化以坚舰利炮激活了中华民族几近麻醉了的神经，有识、有志之士，开始再一次启动了民族的反思，接着，便是人所共知的中华民族长达百年的屈辱史、抗争史、牺牲史、觉醒史。在这一次民族反思的潮流中，阳明学说就像从雪藏中复甦了一样，在二十世纪的前五十年里，为许多重要政治人物和著名学者所强调和提倡，出现了否定之否定局面。但是，在这一次的循环中，阳明之学的传播和对人生、社会的渗透仍然局限于政、学两界狭小的圈子里，没有形成全民族的共知共行。这是因为，阳明思想的精华在于中华文化几千年沉淀下来的对人精神品格的珍视、对家庭、社会、国家、自然、宇宙无远弗届的关爱，这一思想需要与之相应的社会制度，需要领军人物率尔知之、行之，否则，阳明学说将会面临两个两层皮的尴尬处境：施政者所言所行与阳明的学说相反，社会现状和走势与阳明的理想相悖。所以，可以说上个世纪上半叶对阳明学说的肯定，基本上还只是纸面上的，教室里的，口头上的。这种情景的出现也并不奇怪；凡是把为国为民、知行合一的阳明心学从对历史的创造者（即人民）和民族振兴、世界和谐剥离开来的号召和倡导，都会是这样的结局。

说到这里，我今天之所以絮絮然占用“第三届阳明心学高峰论坛”启动仪式的宝贵时间，以极粗的线条把众所周知的阳明学说命运的起伏跌宕勾勒出来的意图已经无需多说了。我是想强调，加强阳明心学的研究，需要把它放到中华文化悠长的历史中，放在明代中叶的社会背景下，也还应该考察在它成熟时期以及阳明身后近五百年中的境遇。我想可否以下面的几句话概括我的认识：中华文化的优秀传统，始终以人/民（二字古相通）为基点，进而“民吾同胞，物吾与也。”（宋·张载《西铭》），终达“与天地万物同体”。一百年来，中华民族经历了“百死千难”，对此愈悟愈深；进入中国的新时代，和睦、和谐、和平，建设生态文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些举目可见、伸手可及的理念和行动，正是历代贤哲的智慧在空前的大格局中的凝聚、超越和升华。

以继承、弘扬阳明心学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宗旨的阳明心学高峰论坛，理所当然地已经承载起了两项急迫而又艰难的重担。一是支持、协调、组织、参与各地社会力量，在社会文化多元化的环境中向城乡居民、各层次的学生和干部以及企业家，因地制宜、因人而异地用明白易晓的语言、事例和人们喜闻乐见的形式进行普及。在这件事上，文化事业（包括学术研究）和文化产业可以进行多种形式的呼应与合作。二是积极开展国际合作，可以由东北亚开始，把阳明之学和新时代的研究成果介绍给世界。面对混乱无章、纷争不断、危险层出的国际状况，包括阳明心学在内的中国古老智慧和当下中国人民的实践效果和经验，会逐渐引起世界多国学者和民众的兴趣并进而理解，从而有助于中外文化交流，促进国际的合作和共赢。我认为，在这过程中，我们毋需刻意回避与合作者、倾听者之间在宇宙观、价值观上的差异和分歧。我的经验是，坦率和真诚、包容和谦逊可以消弭信仰不同所带来的障碍，达到跨文化交流应有的效果。

由于启动仪式发言时间有限，更由于病痛对我的牵制，我对上述两个问题只能简要叙述如此。我相信，参加今天的启动仪式和五月将在王阳明故里举行的“高峰论坛”的各位专家和各界朋友会有更多、更好、更深入的见解。

最后，我再次预祝“第三届阳明心学高峰论坛”按时举行，并且成果丰硕，圆满成功。

谢谢大家。

来源：“嘉言天下”微信公众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