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夏黄帝——中华文化探源》评介

辛卯清明前夕，我应邀参加一年一度的“辛卯年清明公祭轩辕黄帝典礼”，在这期间，拜读了王昙先生的新作《华夏黄帝——中华文化探源》一书。该书由陕西出版集团、三秦出版社2010年9月出版，全书32万字，图文并茂。我读后的整体印象是，这是一部具有多方面特点的力作，是陕西省炎黄文化研究战线上的又一丰硕成果。这几年，陕西出版了几部很有分量的书，如作为《陕西省志》序列出版的《炎帝志》、《黄帝文化志》等。我们为陕西能取得的这一系列重要成果而感到高兴。
《华夏黄帝》这本书的第一个特点，是在做了大量实地考察、作了许多田野调查之后撰写出来的。二千多年前的司马迁为了撰写《史记·五帝本纪》，就曾“西至空桐，北过涿鹿，东渐于海，南浮江淮”，进行了全国大范围的考察，太史公司马迁说他所到之处，虽然“风教固殊”，但各地的长老皆称颂“黄帝、尧、舜”。这也就是我们常说的“读万卷书，行万里路”。有实地考察和感受，其作品才会饱含感情和激情。

第二个特点是，在方法上、材料的运用上，该书是将历史文献、考古发现、民间传说、实地考察这四者相结合来进行研究、阐述和撰写的。在写法上有所创新。过去，王国维提出“两重证据法”，说的是地上的传世文献与地下考古出土的文字资料相互印证。后来有学者还提出“三重证据法”，就是在“两重证据法”的基础上，又加上了民族学、人类学方面的证据。这种民族学、人类学的证据，与王昙先生所采用的民间传说，有相近的地方，又不完全相同。在这些之外，又加上了实地考察。这种实地考察，考察的不仅仅是当地的民风民俗，也不仅仅是与三皇五帝有关的庙宇名胜，更重要的是新、旧石器时代的文化遗迹和遗址。所以是四重证据法。总之，应该说，四重证据法总比二重证据法和三重证据法又进了一步。这当然是值得称道的。

第三个方面的特点是，该书中在纵向上，用盘古、三皇、五帝这样的主线，把中国人类的起源、文化的发展、文明的萌芽和演进给串起来了；在横向上、横断面上，既讲到了民族之根、文化之根的问题；也讲到了八卦、易卦和辩证思维的起源与发展；文字的起源和演变；农耕的起源和早期发展；龙文化的起源；黄帝时期的科学发展；桥山与黄帝陵的关系、与黄帝有关的山水和神秘的地名问题；以及尧舜禹时代的风范、民族精神等。这样，通过纵向与横向两个方面给我们展现了一副绚丽多姿的中国早期文化和文明的历史画卷。

应该说，书中值得肯定的论述很多，我这里可以列举一些来加以说明。例如，书中说到“盘古开天地”时，指出“天地本来就存在，自然环境、或说是宇宙，这些的存在比人类要早得多，天不是盘古开的，地也不是他造的”，盘古开天地的传说，说的是人类“对天地的认识”，表达了人类“改造自然、求得生存的愿望”。

关于女娲用黄土造人的传说，书中说“尽管这个传说与科学观点大相径庭，有些幼稚，但也体现了祖先对人类起源的探索，也说明了我国人类开始形成，进入母系氏族社会。”女娲传说的遗迹在我国分布相当广泛。书中搜集、列举了许多，并说：“关于女娲的这些神话传说和遗址，反映了我国经历了母系氏族社会的情况，女娲就是这种社会最早的女首领，被奉为女神。”

我们知道，在没有文字记载出现的时候，历史是人们以口耳相传的方式来保存和流传的。这些内容后来被文字记录下来以后便成为文献中的古史传说。古史传说中含有历史的素地，其或者表现为对重大历史事件的浓缩性、神话性说明；或者表现为对远古社会的合理推测和想象；或者是把族团与族团之间的衍生、繁衍、分化表现为某某生某某式的父亲、儿子、孙子相传相生关系。古史传说中也含有许多纯粹属于神话的成分，其中有的属于对宇宙起源、对人类起源的想象和解释，有的则属于对自然现象的解释。例如女娲抟土造人的神话传说，就是用神话来解释人类的起源。再如，共工“怒触不周山”的神话传说，《淮南子·天文训》说：“昔者共工与颛顼争为帝，怒而触不周之山，天柱折，地维绝。天倾西北，故日月星辰移焉；地不满东南，故水潦尘埃归焉。”在这个传说中，一方面是说共工氏与颛顼氏有过激烈的称霸之争，并以共工的失败而告终；另一方面也用它解释了中国地理西北高、东南低的地形地貌和许多江河都流向东南的河流走向。所以，古史传说是一种历史与神话的交融，“历史中有神话，神话中富于历史”。在神话中，我们还可以看到当时人的宇宙观和原始思维方式。这是我们研究上古历史文化时必然要碰到的一些课题。

说了盘古、女娲，自然要说到伏羲。书中在讲伏羲时，解释了伏羲何以称龙祖，强调其形象是“人面蛇身”，并引用《淮南子》中所说的雷神是伏羲之父的说法。这就涉及到龙的起源问题。在这点上，与我过去发表过的《龙之原型》一文有共同之处。在龙的起源问题上，我根据考古发现中早期龙的形象，把龙的生物学原型分为有足（有爪子）之龙与无足之龙两大类，有足之龙的生物原型是鳄鱼，无足之龙的生物原型是蛇蟒。作为生物的鳄鱼和蛇蟒都是上不了天的，而龙是上能升天，下能入渊。那么，龙何以具有上天升天的能力呢？我以为，其原因就在于远古先民把地上他们所崇拜的鳄鱼和蛇蟒与天上的雷电视为一体的结果。这也就是文献中说雷神是伏羲之父，而我们看汉代的画像石中伏羲的形象确实是“人面蛇身”的龙的形象。所以，王先生书中的这些论述，点出了问题的实质，我是很赞成的。

书中第四章“伏羲与八卦”中说“伏羲画八卦采用的手段是用符号代替结绳记事”，还说“用符号来表达人的思想。这是一大发明，标志着我国进入符号时代，即文字开始产生的时代，这是我国人类文明的一大进步”。书中还有一章专门论述了“中国文字的起源”。读了这些，我甚感亲切，因为以前我也写过一篇题为《从符号到文字》的论文。王先生与我虽然在立论的角度、论证的逻辑和选取的材料等方面，各有不同，但对问题的认识和意境却是相通的。联系我国有关的考古发现和从符号到文字的演变过程，我认为王先生的这些认识，是深刻的，也是符合历史实际的。例如，在距今八千多年的河南舞阳贾湖遗址中，就既发现用来占卜的龟甲和龟甲石子（龟甲内装有石子），还发现在这些龟甲上刻划的符号，这就将八卦、占卜和刻化符号这三者有机地联系在了一起。在距今五千多年的安徽含山凌家滩遗址中，也出土有玉石制作的龟甲和在龟甲中夹的刻写有四极八方的玉版，这也是把占卜与表现四极八方的八卦联系在了一起。而且，从在我国各地发现的史前文化的刻化符号来看，我们从河南舞阳贾湖遗址、前仰韶文化的甘肃秦安大地湾第一期遗址、陕西宝鸡北首岭遗址、仰韶文化西安半坡遗址、临潼姜寨遗址出土的刻划符号；从大溪文化中的刻划符号；安徽蚌埠双墩村遗址出土的刻划符号；从山东大汶口文化出土的象形陶文，以及良渚文化中出现的多字陶文等，都可以证明在从符号到文字的演进过程中，符号的出现是重要的一步，它代替了结绳记事。在符号这一阶段，已有文字的萌芽。如仰韶文化中的刻划符号中，就有一、二、三、四、五、七、十这样的纪数文字符号，以及表现山岳的“岳”这样的文字符号。用文字学中“六书”理论来分析，半坡等仰韶文化遗址中的五、六、七、八、九等纪数文字，属于假借。假借是借用已有的文字，代表无法造出本字的语言，在六书次第中，位居象形、指事、会意之后。半坡时代已有属于假借的纪数字，这证明在那以前，汉字应已经历了相当长的一段发展历程。姜寨出土的刻划符号中的“ ”是“‘岳’字，应属会意符号。安徽蚌埠双墩遗址出土的 “ ”（山）、“ ”（日）、“ ”（鱼），以及河南舞阳贾湖遗址出土的龟甲刻符“ ”（目）等，都属于象形符号。所以，虽然说在中国文字和文明起源的过程中，从符号到文字经历了漫长的演变发展过程，但即使还在整体系统上处于符号这一阶段，也已陆续出现许多含有后世文字的许多要素，因而对于陶器上、龟甲上的这些刻划符号的重要意义，王先生在书中是有卓识的。

书中提出“黄帝部落的起源，主要在渭水流域和陕西洛河流域，也与梁山、子午岭关系密切”，并对发源于陕西榆林地区定边县和延安地区吴起县白于山、洛源乡的洛河在中国史前文化中的重要地位进行了系统的论述。像这样的论述，以前研究中国上古历史文化的一般往往注意不到。应该说书中的这些论述，与我国一些著名的前辈学者，如徐旭生、王献唐、刘起釪等先生的某些研究有相通之处，可以互补而互益。

文献中记载，黄帝号称轩辕氏，又号称有熊氏；黄帝之子有二十五宗、十二姓；黄帝与炎帝在阪泉之野作战时，曾用了以熊、罴、貔、貅、貙、虎六种野兽为名的图腾的军队，这些都说明黄帝族是一个大的部族集团，是部族融合的结果。但在黄帝族的十二姓中，其主干是姬姓，如《国语·周语》说“我姬氏出自天鼋”。而这个“天鼋”就是轩辕氏，郭沫若先生做过很好的研究。这个“天鼋”族徽可以与渭河流域仰韶文化中出土的大鳖纹（也称为蛙纹）彩陶纹样联系，在这方面，我以前发表过一篇小文，可供大家参考。与之同时，在渭河流域仰韶文化中出土的“人面鱼纹”彩陶盆，可以与炎帝族氐人国（即互人国）相联系。这样，渭河流域和豫西的仰韶文化就应该是黄帝族和炎帝族所创造的灿烂文化。这也与《国语·晋语四》“昔少典娶于有蟜氏，生黄帝、炎帝。黄帝以姬水成，炎帝以姜水成，成而异德，故黄帝为姬，炎帝为姜”这样的记载相吻合。

书中有关“尧舜禹时代”的论述，写出了从黄帝到尧、舜、禹的华夏民族的精神，这对我们今天建设和谐社会和精神文化家园，都是有意义的。我们知道，尧、舜、禹时代是“万邦文明时期”。我认为，在这万邦之中，既有自炎黄时期以来仍处于氏族部落发展程度的诸氏族部落或部族，也有已演进为早期国家的邦国。尧舜禹时期诸部族之间的关系，过去称之为“部落联盟”，我主张称为“邦国联盟”或“族邦联盟”。尧舜禹他们的身份有一度曾是双重的，即首先是本国的邦君，其次是族邦联盟之盟主。这种盟主地位就是后来夏商周三代时“天下共主”之前身。所以，对尧舜禹及其时代的研究，也就是对于华夏民族的形成和华夏民族早期面貌的研究，这是中华民族形成和发展史上重要的一个历史阶段，我想这样的研究，今后应该不断深入下去。

当然，书中也有一些观点和论述不敢苟同，也不无商榷的余地，但作为一种学术见解仍然有其存在的价值，更何况上古历史文化领域的许多学术问题都属于见仁见智，都在讨论之中，若是持之有故的异说，还能给人以启迪。总之，仓促拜读，上述点评大有挂一漏万之嫌，不妥之处，敬请方家指正。

2011年4月1日

（作者：王震中，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副所长、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副会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