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自觉与大发展大繁荣

——绵山论坛发言

曲润海



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提出，培养高度的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努力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那么，什么是“文化自觉”呢？

一、费孝通先生论文化自觉

“文化自觉”不是一个直截了当的政治口号，也不仅仅是我们通常所说的提高自觉性、主动性或者主观能动性。
“文化自觉”是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前任会长费孝通先生1997年提出来的，原本是一个社会学人类学学术命题，或人文学术命题。他说他在北京大学举办的第二届社会学人类学高级研讨班上提出“文化自觉”，目的是想总结一下，人类发展到现在，已开始要知道我们各民族的文化是哪里来的?怎样形成的?它的实质是什么?它将把人类带到哪里去?他说，不少人对怎样在“传统”和“现代化”之间找到接榫之处感兴趣，说明文化不仅仅是“除旧开新”，而且也是“推陈出新”或“温故知新”。“现代化”一方面突破了“传统”，另一方面也同时继续并更新了“传统”。他提出，“首先对于自己的乡土文化要有所认识，认识不是为了保守它，重要的是为了改造它，正所谓推陈出新。”他是从对两个人口只有几千人的少数民族，即从事狩猎和饲养鹿为生的鄂伦春族和以渔猎为生的赫哲族，进行实地研究中首先接触到“文化自觉”这个问题的。在社会的大变动中他们如何长期生存下去?“他们只有从文化转型上求生路，要善于发挥原有文化的特长，求得民族的生存与发展。”他说，“文化自觉”这个概念可以从小见大，看中华民族以至全人类的共同问题。他完整地阐释“文化自觉”的意义在于：

“生活在一定文化中的人对其文化有‘自知之明’，明白它的来历、形成的过程，所具有的特色和它的发展的趋向，自知之明是为了加强对文化转型的自主能力，取得决定适应新环境、新时代文化选择的自主地位。”

“我们中国文化里边有许多我们特有的东西，可以解决很多现实问题，疑难问题。现在的问题是我们怎样把这些特点用现代语言更明确地表达出来，让大家懂得，变成一个普遍的信息和共识。”

“……因此我们一方面要承认我们中国文化里边有好东西，进一步用现代科学的方法研究我们的历史，以完成我们‘文化自觉’的使命，努力创造现代的中华文化。另一方面了解和认识世界上其他人的文化，学会解决处理文化接触的问题，为全人类的明天做出贡献。”
（以上引文见费孝通《关于“文化自觉”的一些自白》）

与“文化自觉”相关的另一个人文命题是，“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见费孝通《经济全球化和中国“三级两跳”中的文化思考》）他认为在经济的全球化格局下，人类社会在政治、文化、意识形态和生活习俗方面还是多元的。就是说，各种文化应该相互承认，相互理解，相互尊重，相互宽容。这实际上也就是孔子所主张的“和而不同”。“和而不同”是孔子的原话(《论语·子路》：“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费老“用现代语言更明确地表达出来”。他说：“‘和而不同’这一古老的观念仍然具有强大的活力，仍然可以成为现代社会发展的一项准则和一个目标。承认不同，但是要“和”，这是世界多元文化必走的一条道路，否则就要出现纷争。如果只强调“同”而不讲求“和”，纷争到极端状态，那只能是毁灭。所以说，‘和而不同’是人类共同生存的基本条件。”

他坚信，二十一世纪的人类更加聪明。他说：“事实上，已经有人提出了不同于传统发展观的几个特点，如合理开发资源、讲究生态效益，又如注重社会平等、倡导精神追求、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等等。我们可以发现，这些现代人类提出的准则，是中国传统文化精神一向坚持的。这样的史实，有利于帮助我们树立起应有的文化自信。”

费老是在总结历史、观察世界的基础上，提出文化自觉的命题，提出未来中国未来世界社会文化发展的走向。我们不妨也遵循文化自觉的思路，看一看山西文化的历史及其特色，也许对我们当今山西文化的发展繁荣有点启示作用。

二、山西的传统文化及其特色

我们常说，山西地处中华文化的摇篮，是中华文化的发祥地，这不是自夸的。当然，摇篮不是巴掌大，而是黄河中下游不小的一大块地方，其中就包含着山西雁门关以南大片地区。我们常说我们是炎黄子孙，“炎”是炎帝神农氏。炎帝神农氏不是一个人，而是几百年几代人。山西炎帝文化研究会副秘书长程原生，经过“探索发现”，更确切地说，炎帝神农氏历经五百年共八代，最后一代才是与黄帝结盟的榆网。他比轩辕黄帝年长，虽然实际的盟长是黄帝，但还是把炎帝排在了前面，称为“炎黄”。他们在运城盐池附近打败了蚩尤。炎帝神农氏在高平羊头山一代偿百草、培育五谷，使游牧文化转型向农耕文化。炎帝及其子孙的足迹走遍了山西雁门关以南的广大地域，这些地方有许多神农文化遗存，仅炎帝神农祠庙，高平至今还遗存46座、上党地区还遗存一百多座。这绝不是好事者无缘无故建造的，而一定有其历史的渊源。类似的遗存在三晋大地到处可见，比如高平和全省好多地方的面塑艺术，毫无例外地都要捏面羊。我们上高平羊头山走走，会看到许多羊得造型，很自然地会联想到，这应该是神农氏族的羊图腾羊崇拜。定襄不仅捏面羊，而且捏谷穗，在农历七月十五的时候，给祖先上坟，就要贡献面羊和谷穗。有的人家还要“挂纸”，把花花绿绿的纸条挂在庄稼上。上完坟以后，路过谷子地、黍子地，要拔几株回家搭在房檐上。无独有偶，定襄和高平的风俗几乎一模一样。这是在祈祷丰收，纪念神农哩。七月十五农事大忙已过，好些地方要唱戏，在忻州定襄原平还要摔跤比赛，优胜者获一只大绵羊，叫做“挠羊赛”。“挠”念“nao”3声，举起来扛起来的意思。这也可能是羊崇拜的神农文化遗存。
炎黄之后，尧、舜、禹，都城都在山西，说明他们的活动中心地带在山西南部和黄河中游。西周初，周成王“桐叶封弟”，把他的弟弟叔虞封在了山西南部，从此有了晋国，后来晋文公重耳使晋国“中兴”，成为五霸之一。当然，在晋国大幸之中也有不幸，这就是介子推被烧死在绵山的惨剧。需要研究的是，重耳是不是蓄意杀害功臣？我以为不是。跟随他出亡的十几个人都没有杀害，为什么要杀害地位低的介子推？依我看是信念、追求、人格、个性不同所致。介子推所以跟随、保驾重耳出亡十九年，为的是要中兴晋国，并不是为了个人得到什么好处。在他身上有着强烈的“士为知己者死”的正气，又有根深蒂固的洁身自好、独善其身的士大夫传统品德，因此他耻于追逐名利。重耳没有看清介子推的人品，他身居国君之位，是以常人的心态看待介子推的，他轻率地采纳了魏武子的建议，以为可以用火烧山林把介子推从绵山逼出来。两种精神境界、两种性格僵持的结果，最终酿成了这场悲剧。重耳面对悲惨的现实，终于悟知介子推不是一个寻常人，失去这样一位品德高尚的贤者，实在太可惜了。为纪念介之推，重耳规定每年到介之推忌日，禁烟火，吃冷饭，“以志吾过，且旌善人”。 重耳确实有所悔悟。从此有了“寒食节”，在民间根深蒂固地成了一种习俗，到唐代寒食节和清明节才合成了一个节。那么，为什么京剧《火烧绵山》里写成重耳杀害功臣呢？这和明清两代皇权政治的黑暗以及文人们的心境有关。明清两代出现了不少刘秀杀害功臣的戏，其实刘秀并没有像他的先祖刘邦那样杀害过功臣。这是剧作家忧患意识的锋芒所在。
介子推、晋文公重耳的史事启示人们，追求一定的地位，“达则兼济天下”，干一番事业，当然不坏。功成身退，“穷则独善其身”，潜心修养，做一番学问，也很好。不见得非要争个省部级、厅局级，才能做出贡献。
晋文公成了春秋五霸之一，晋国的疆域括展到现在的山西全省、河北张家口、保定、石家庄西部、邢台、邯郸、河南安阳、濮阳、新乡、开封、郑州、洛阳、三门峡、陕西韩城广大地区。一些诸侯到晋国的都城新田即侯马来会盟，留下了著名的侯马盟书。但他的后代不争气，无能，大权落在了智、赵、魏、韩四家手里，赵、魏、韩三家又联合起来在晋阳灭了智家，最后三家把晋国拦腰斩成三截，成了战国七雄中的三雄，晋国也就成了三晋。韩国的都城在现在郑州的新郑，魏国的都城在开封，当时叫大梁，赵国的都城先在晋阳，后来搬到邯郸。
春秋战国时期是一个纷乱的时期，又是一个百家争鸣、文化大发展的时期，好些故事发生在这个时期，成为家喻户晓的成语。如与晋国、三晋相关的就有“重耳出亡”“割股奉君”“城濮之战”“退避三舍”“楚才晋用”“假虞伐虢”“赵氏孤儿”“长平之战”“围魏救赵”“窃符救赵”“弦高献牛”“纵横捭阖”“负荆请罪”“完璧归赵”等等，出现了思想家荀子、铁笔史家董狐。
山西历来是战略要地，有过许多大事件大人物。除了尧都平阳、舜都蒲坂、禹都安邑外，大同（平城）是北魏的都城，太原是北齐的都城，在唐朝太原称作北都。在山西也有过不少重要战役，留下不少战争遗址，如长平、白登、雁门关。在介休则留下李世民与刘武周决战的遗迹，张壁古堡据说就是刘武周的地下指挥所。与战争相关，则出现了许多名将，卫青、霍去病、关公、尉迟恭、薛仁贵、郭子仪、杨家将。历来说山东的相山西的将，其实山西的名相也大有人在，闻喜裴家在唐朝出过16个宰相，狄仁杰、司马光、寇准、文彦博，乔宇等等，都是历朝的名相名臣，文彦博就是介休人。唐朝的山西诗人，王勃、王维、王之涣、王昌龄、王翰、卢纶、宋之问、温庭筠、白居易、聂夷中，灿若星斗。金朝的诗坛盟主元好问，是忻州人。元曲四大家关汉卿、白朴、马致远、郑光组中，有三位是山西人（关、白、郑）。元末明初《三国演义》的作家罗贯中，有文物可证，是祁县人。明末清初的傅山，诗书画医集于一身。清朝阳城人陈廷敬，既是康熙时的大学士（相当于宰相），又是康熙字典的总编撰人。五台人徐继畬是《瀛寰志略》的作者、首任总管同文馆事务大臣，也就是我国第一所大学校长。
明清两代，山西形成了与徽商、粤商相抗衡的晋商，创造了规模宏大的金融网络票号。现代银行业兴起之后，似乎晋商消亡了。其实不然，它的票号人才绝大多数与时俱进，转入了财金业。而非票号商人的那部分晋商依然存在，汾酒业就是现代晋商的代表。它拿回了世界博览会的巴拿马大奖，它创立了山西省第一个股份公司，它注册了山西第一个商标。它一直辉煌到当代。
山西文化一路走来，形成了一些什么特色呢？要而言之，可以用源远流长，积淀丰厚，审时度势，一脉相承，人才辈出，影响久远来概括。从远古的游牧文化转型向农耕文化，从五千年的农耕文化向工商文化发展，在山西看得很清楚。晋商，特别是票号晋商的兴起，不是偶然的。山西这样一个只有几个小脚盆、几道断续河水的省份，农业发展的条件是有限的。聪明的山西古人，不把眼光紧紧盯在父老乡亲身上那一点点油水，而是大胆地向四面辐射，出关，渡河，走口外，去到外面赚钱，甚至把他乡作故乡，二百多年凝聚成一个具有文化涵养的晋商商帮或者商系，特别是它给现代中国的财金业造就了大批的精英。所以我对晋商概括了几句话：真诚为人，信义当先，无商不艰，无商不坚，无商不兼，无商不尖。我的体会，我们应该从山西历史文化的发展、嬗变中进行梳理，方能理清山西文化发展的脉络。比如阎锡山出身晋商，又留学日本，使他的作为与其他军阀有所不同。他的保境安民，兴办实业，肯定是在向工业文化过渡中走了一步。
山西文化的历史积淀，为山西现当代文化留下了丰厚的财富，形成了一些新的优势，我们现在能看见的优势是：1文物；2戏曲；3民间艺术；4文学；5艺术教育。前三项是遗产。山西是文物大省，据最新的考察，宋辽金以前的木结构建筑，全国共160处，山西就占120处。山西的戏曲剧种共有53个，除两个新兴的外，都是古老的，属于非物质文化遗产。山西号称民歌的海洋，民间舞蹈、民间美术在全国也都占着很大的分量。山西当代文学的“山药蛋派”“晋军”是一个很重要的文学流派。近三十年来，山西的艺术教育比较普及，因此山西是梅花奖演员最多的省份。
历史的文化传统、当代的文化优势，为新世纪山西文化的大发展大繁荣提供了一定的基础。那么，什么是新世纪的大发展大繁荣呢？

三、我理解的大发展，大繁荣

大发展大繁荣不是大跃进放卫星。那么，大发展大繁荣该怎么理解呢？我以为，我们处在一个经济全球化文化多元化的世界格局中，我们是一个大中华，我们考虑问题、进行文化建设，进行艺术创作不能眼光短浅，不能太小家子气。我们的文化要在世界格局中占有重要地位，我们的服务对象是多层次的，不仅是中国人、中国各民族的工农兵学商，也应该想到世界华侨华人，以及同中国交往的外国人。就文化门类、艺术品种来说，不再只是传统的那些门类和品种。二十世纪有不少外国文化门类、艺术品种已经在中国落地生根，融化为中国的门类和品种。例如话剧、歌剧、舞剧、交响乐、电影、电视、油画、铜版画、雕塑都中国化了。中国的传统文化门类和艺术品种也在二十世纪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我们的门类和品种更多了。科学上的各种学科，学术上的各种学派观点，文学艺术上的各种流派风格，都应受到尊重。因此，我们的文化艺术应该有包容性，多样性，竞争性。具体到文化艺术建设上，我们应该有比唐朝更大的器量、气度。大发展大繁荣，又要看到中国之大，地域之广，民族之多，差异之明显，风采之纷繁。还要知道我们的国情，知道我们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因此在政策上、工作上尤其要实事求是，量力而行，不可盲目地追求不切实际的那种“大”。
这样，我们对“做大做强”的“大”，就容易理解了。我以为“大”就是说的大发展大繁荣，而不是这些年简单宣扬的“文化大X”，或者像企业兼并那样都搞大集团，把不同的艺术品种硬捏合在一起，好像这样就形成规模了，就是规模化生产了。甚至以为就是像大跃进放卫星那样的“大搞”，或者都搞大制作，在舞台上甚至在广场上比赛堆砌木材钢材。在文化建设上，特别是艺术创作上，像现在一些工程创作，几百万、几千万、上亿的烧钱，如同“石崇斗富”那样挥霍无度，是不会有好效果的。当然文化建设必须突破条块、行业的局限和垄断。“强”则是人才优势组合、资源科学配置。“做强”是强化精品观念、服务观念、市场观念，尊重艺术规律、教育规律、人才规律、市场规律。最终结果是出人才、出作品、出效益。因此“做大做强”关键在于做活，做出特色。因为文化艺术是以特色存在，是以其鲜明的个性立于文化艺术之林的。文化艺术没有了特色和个性，“大”与“强”都无从谈起。比如戏曲艺术，晋中是晋剧的发源地，这里有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晋剧的代表性传承人程玉英，晋剧和程玉英就是晋中的一块品牌。如果不是这样认识问题，不是这样抓戏曲艺术建设，放弃了晋剧而去和北京保持一致去搞京剧，既搞不起来，即使搞起来也不会受群众欢迎。
我做了三十六年文化艺术打杂工作，惯常思考的多是文化艺术、文学艺术、造型艺术、表演艺术、戏剧艺术。我竭力主张我们思考问题看待事物不要太小家子气，可是我抓工作却又常常小家子气。这和费老思考问题大相径庭，和我们山西历史文化轨迹似乎也不大合辙。尽管如此，我还是愿意在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山西文化特色省、强省的过程中尽一点匹夫之责。不过艺术应当怎样担当社会责任，则要在经济、政治、社会、大文化格局前提下来思考。记得毛主席说过：“随着经济建设的高潮的到来，不可避免地将要出现一个文化建设的高潮。”
经济自然是文化发展的前提、基础，一般情况是这样。但有些时候，文化与经济并不是并驾齐驱发展的。我国唐宋时期的文化是同经济相辅相成发展的，但经济萧条、政治黑暗的元代，却莫名其妙地元杂剧兴盛了。明代的经济应该说比元代繁荣，而杂剧却在明代衰落了，直到气数快尽的晚明时期才出现了昆曲。这是什么道理呢？纵观唐宋元明清五个朝代，唐宋对文人为官者时有贬黜，但作为文人却让其存在，即使骆宾王因写了《讨武曌檄》而被下狱，武则天也还欣赏他的文采。白居易、柳宗元、苏轼、王安石都是贬官，但作为文人，高尚的文化地位却是受尊崇的。元朝统治者看不起汉族文人，汉族文人当不上也不愿当元朝的官，他们以写杂剧发泄愤懑，寄托情思，而元朝统治者也没有像明清统治者那样大搞“禁戏”，很少有“文字狱”。明清两朝则“文字狱”不少，直到乾隆时期，以为汉族知识分子改造得差不多了，而且乾隆皇帝和以后的慈禧太后都喜欢戏曲，这才有了“花部”（京剧和地方戏）的兴盛，导致了“雅部”（昆曲）的衰落。尽管如此，民间小戏仍然时常遭禁，直到民国时期都没有大的变化，又使一些地方戏曲衰落，如山西河北北部的罗罗腔。从以上的情况看出，戏剧的进步、繁荣，除了经济繁荣的条件外，还需要政治开明，社会宽松、写作环境相对自由。如果把文化人管得太死，恐怕文化的真正繁荣就只是一种愿望了。
幸好三中全会以来，文艺创作的环境在逐步优化，逐步宽松，已经产生了一批优秀的文艺作品。如果对“决定”不是当做管束文化的条规，而是理解为思想开放、重在建设的动员，那么，文化艺术就一定会出现一个新的繁荣局面。晋商现在所以能够成为热门题材，话剧《立秋》所以能够轰动，久演不衰，是由于晋商不再是奸商，恢复了诚信为本的儒商荣誉，国家又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赶上了好时候。如果《立秋》出现在三中全会以前，很可能是白写，说不定会被批个不亦乐乎。

四、改革不可怕，改革要实事求是

十七届六中全会的决定全称是：《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就是说，“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若干重大问题”的解决，要靠“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来推动。
这些年，文化圈内、圈外、圈上的人们对改革的态度很复杂。圈内的人是两种，一种是领班的人，他们感到人马越来越带不动，事情越来越不好干了，希望改。又怕改得自己背的包袱更重了，希望党委政府大力支持，最好能多拨点钱。另一种是从业人员，他们怕改，怕改得没饭吃了，也希望改，多给点自由。圈外的人也是两种，一种是观众，一种是热心文化的企业家。观众不管你改不改，只要有好作品、好戏、好演员看，就高兴。企业家希望有好剧团、好活动，以便搭台唱戏，成为企业的品牌。圈外这两种人其实看重的都是文化艺术建设。圈上的人是党政领导者（不是最高决策者），他们也是两种心态。一方面他们希望文化艺术给自己张脸，如果拿不回什么奖，自己就没有政绩。另一方面迫于压力，紧催着改革，昏头转向，改什么都未必清楚。一阵子分，一阵子合，一阵子“人往哪里去”，一阵子“养艺不养人”，一阵子“不求所有但求所用”，一阵子“推向市场”，一阵子“产业化”，一阵子“转企改制”。莫衷一是，不知如何是好，就是受了表扬，也未必知道将来究竟是功劳还是过错。领导者也是很苦恼的，也很值得同情。这种尴尬局面，我就经历了十三年。
其实改革并不可怕，改革是有规律的，必然的。就表演艺术团体体制的改革或者调整而言，大约二十年就得进行一次。解放初期的改制，是把旧社会零落的戏班子合并为国营剧团，或集体所有制剧团。1959年前后，大剧种普遍建立起了剧院。同时办起了一些戏曲学校，五、六年后出来了毕业生，基本都进入剧团。如果没有“文革”，经过10年，会出现一批成熟的演员。谁料恰在这时“文革”来了，浩劫了10年。“文革”横扫一切，老演员小演员一起被扫掉。代之而出现的是毛泽东文艺宣传队。“文革”后剧团恢复，绝大多数原来的演员回了剧团，加上宣传队员，剧团膨胀，比原来的剧团还要大。于是在八十年代初，开始改革，剧团划小、承包，全国出现了3350个各级政府办的或管的剧团。划小了的剧团为适应演出，很快又膨胀起来，而且好多膨胀进来的人演不了戏。于是又出现了“消肿”的提法。全国的剧团减到2600多个，现在还要少，早已不是一县一团了。其中县级剧团名曰“XX县剧团”，但政府真正拨款养着的很少。一些地方县剧团没有了，群众要看戏，于是民间职业剧团雨后春笋般地应运而生，叫做“映山红”剧团。这两类基层剧团，都是靠演出，走着初级演出市场养着自己。而国有剧团的相当一部分，却市场观念淡薄，一年四季演出不了几场戏。
从人才成长周期看，大约十来年出一批青年演员，二十年出一批成熟的演员，同时也有相当数量的人员不适应剧团了。在这种情况下，提出新一轮的改革，是势在必行的。
时下，国有艺术表演团体的改革热点是转企改制。“转企改制”是一个新名词。其实30年中一直是往这方面引导的，比如“事业单位企业管理”便是。也进行了不少的实验和探索，也有成功的实例。现在更明确地确定在国有剧团，进行这样的改革。这就首先有一个界定“国有”和“非国有”的问题。文化部以及其他一些部所管的剧团，省一级的剧团，自然是“国有”，市管的剧团就不一定都是“国有”。县剧团就更不是“国有”了，过去说是“集体所有”“自负盈亏”，现在有不少县剧团已经主动归属“映山红”民间职业剧团，自己集股办，或由企业支持办，乃至个人办，走开了另一条生存发展的路，一些“映山红”剧团远比“丢不起人”的县剧团活得自在。因此，改革不可部、省、地市、县四级剧团一刀切，尤其不可动不了上面动下面。不改革确实没有出路，但基层院团的改革，要根据自己的实际进行。基层剧团的改革，要有自主精神。三十多年前王蒙提出的“双轨制”，还是有参考价值的。
“面向市场”也是30年中反复强调的话题，有时甚至说要毫无例外地“推入”市场，听起来很可怕。其实艺术品本来就具有商品的属性，戏剧作品更不是孤芳自赏的雅玩，而是平民百姓的家常精神食粮，不言而喻要走市场，“走台口”就是走市场。有人以为市场就是大城市剧场的窗口，剧团不到城市窗口卖票，成天下乡，就濒临危亡了。其实戏曲本来起于民间，闹于民间，存于民间，只要民间喜欢它，粗茶淡饭地养着它，他就不会消亡。何况民间、农村也是一个市场，只不过是初级市场罢了。如果哪一个剧种剧团既不能在城市窗口卖票，又看不起基层市场，只指望着成为“国有”，这样的剧种剧团就真的危险了。
我说以上这一番话，无非是想套用费老文化自觉与文化自信的论述，为我们进行文化建设摇旗呐喊。我们知道了自己的文化是从哪里来的，有什么特色，我们该怎样发挥它的长处和优势，搞出新的特色来。经济固然是文化的基础，但政治开明、环境宽松，思想活跃，创作自由，也能弥补经济暂时困难的弱势条件。我们不能坐等经济大繁荣了再动手抓文化建设。不论经济大繁荣还是小繁荣，都可以搞文化建设。改革是反复的长过程，改革不是终极目的，改革是为了推动繁荣。同样，我们不应该坐等改革完成了再抓文化建设。须知，十七届六中全会“决定”的落脚点是推动大发展大繁荣，是重在建设。

五、人才、作品，是发展繁荣的最主要标志

费老在论述“文化自觉”时，语重心长地说：“我们真要懂得中国文化的特点，并能与西方文化作比较，必须回到历史研究里边去，下大功夫，把上一代学者已有的成就继承下来。切实做到把中国文化里边好的东西提炼出来，应用到现实中去。在和西方世界保持接触，进行交流的过程中，把我们文化中好的东西讲清楚，使其变成世界性的东西。首先是本土化，然后是全球化。这个任务是十分艰巨的，现在能够做这件事的学者队伍还需要培养，从现在起在几十年里边培养这样一批人是一件当前很重要的事情。”（见费孝通《关于“文化自觉”的一些自白》）

他讲的是培养学术人才的重要性、长期性。引申到整个文化艺术人才的建设上，也是一样的道理，也一样需要下血本长期培养。
我在担任文化厅长的时候，重视了一下艺术中专的教育，全省办起了十几所艺术学校，办起了十个戏曲青年剧团，后来出了一些梅花奖演员。但是要拿大发展大繁荣的标尺来衡量，还是远远不够的，何况现在艺术中专生源都成了问题，办青年团就更困难了。现在全省只在临汾和运城有两个“小梅花”蒲剧团，连省晋剧院现在都办不起个青年团来。中专不行就很难为大学提供生源，要造就本科生、研究生资历的演员，就更难了。
至于理论研究、编剧、导演、舞美创作人才，更是我们的缺门，导演尤其奇缺。我在山西的时候，华而实、刘元彤、温明轩、刘和仁、赵乙、张峰、韩树荆、武承仁、梁波、葛来保、张宝祥、冯来生、马天云、吴宝明、姚大石、石零、卢润泽、赵越、李崇望、张文秀、景建树、张继刚、王秀芳、王禄宝等都在岗，在他们手上，出了一批作品。如今他们亡的亡，退的退，走的走，在世、在岗、在省内的没有几个了。有着山西情结的华而实、张继刚、梁波还给山西干活。多数情况是靠外来和尚念经了，导演大多数是外请的。我省戏剧大省的地位，遇到了严重的挑战。
因此，重视人才，保护人才，善用人才，延揽人才，是一个需要仔细捉摸的大问题。而重视教育，重视艺术教育，特别是重视高层次的艺术教育，个性化的艺术教育，是文化艺术工作刻不容缓的重中之重！套用一句大家经常听到的话：大发展大繁荣，“没有人才是万万不能的”！
作品在大发展大繁荣中的重要地位，谁都清楚。但作品创作中却有好多问题需要认真思考和对待。比如戏剧“三并举”的问题。“三并举”是指现代戏、新编历史戏（古代戏）、整理改编的传统戏三者并举，并重。我国舞台艺术政府最高奖“文华奖”评选的新剧目就是这三类剧目。但是在实际工作中往往重视现代戏、历史戏而轻视整理改编的传统戏。即使是现代戏也只是重视当下的真人真事、好人好事、活人活事，而忽视革命历史题材，特别对表现辛亥革命的戏很少有人当做现代戏看待。戏剧作品表现好人好事，历来都是重点提倡的，但写好并不容易。难在写什么，怎么写。戏剧要求写人物之间的矛盾冲突，写人物的个性差异。一个英模在大会堂作报告，很感人，但往往写不成戏，因为他说的多是“一面之词”，他不会说别人如何落后，如何与自己矛盾，这就构不成戏剧故事，搬到台上就吸引不了观众。可是我们的创作组织领导者往往要求剧作家写活人。所以我提出“真人假事”“假人真事”的偷巧办法，其实就是在生活原型的基础上虚构、集中、典型化。这样写出来的人物是不是不真实了？我国戏剧学术泰斗张庚先生有一个“变形说”，他说：“所有的艺术都不能不作变形，只是变形的程度不同，要不变形，它就难于成其为艺术了。……变了形之后才可能表现出艺术家所想表现的生活的那部分真实。”

写地方的历史故事历史人物，创造地方品牌，是任何一个地方的领导者、艺术家，都孜孜以求的，地方领导也会给钱，戏也能写出来，但能不能写好，能不能保留下来却不一定。这里也有一个写什么、怎么写的问题。比如傅山，我在山西的时候，就看到过好几个戏曲、电视剧本子，但都不成。为什么？因为都突不破“反清复明”。后来福建的剧作家郑怀兴换了个角度，写弘扬中原文化，张扬不受压服的傅山个性，结果写成了也演出成功了。这个实例启示我们，艺术创作选材，不必受地域的局限。福建、上海、黑龙江在创作历史戏时，就是如此。龙江剧的三部曲《双锁山》《荒唐宝玉》《木兰传奇》没有一部是黑龙江的故事，但毫无疑问都是黑龙江的艺术品牌。上海京剧院的三部曲《曹操与杨修》《廉吏于成龙》《成败萧何》也都不是上海的故事，但也毫无疑问都是上海的艺术品牌。因此，写历史题材的戏，不妨借鉴一下福建、上海、黑龙江的思路与做法。在这方面，组织领导者、创作者都需要有眼光与胆识。
山西有53个剧种，经常演出的剧种还有三十来个，剧团大概还有百十个。这些剧种剧团经常演出的剧目是传统戏，代表性的剧目都是五十年代以来整理改编过的。而大多数情况下还是“老演老戏”“老戏老演”，结果是越演越少，越演越小，越演越劣，老观众都不一定喜欢，青年观众就更不爱看了。文化部的文华奖虽然要求三并举，但实际上并没有形成三鼎足的局面。已经评上文华奖的剧目中，整理改编的传统戏最少，但成活率却最高，因为传统戏中保留了不少精彩的表演技艺，有看头。这也提醒我们，抓剧目生产，绝不可轻视整理改编。现在国家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空前重视，整理改编正是保护的一种积极的手段，保护好了也毫无疑问是党政官员的政绩，何乐而不为！
无论是现代戏、古代戏、整理改编的传统戏，都需要思想性、艺术性、观赏性尽可能完美统一。这就要求与时俱进，不断追求现代化。现代化的问题，是张庚先生早在1939年就提出来的。他的《话剧民族化与旧剧现代化》一文和以后的多篇文章、讲话中谈到现代化问题。从他的论述中，我们可以知道，现代化的内容大体包括：紧跟时代潮流，创作表现现代生活的现代戏；从内容到形式改革传统戏；以新的历史视角创作历史戏；培养一代新的创作和表演艺术人才；改革旧的行规制度，建立新的艺术生产机制；还有对外艺术交流问题。就剧目而言，就是要强调创新，解决质量问题。他提出：第一条是要写得深刻感人，不要公式化、概念化。第二条，要有艺术性、娱乐性。如果排斥了娱乐性，作品中再深刻的思想，也会变成令人敬而远之的东西。要注意照顾大多数观众，要做到雅俗共赏。第三条，要戏曲化。搞出来的戏一定要是戏曲。
戏剧，或者表演艺术，有观众特别是年轻的观众，才有生存的条件，才可能发展。而年轻的观众也是需要培养的。要培养年轻观众，需要培养年轻演员。1986年香港第一届中国地方戏曲展，选上了晋剧院青年团的《打金枝》和一组折子戏，我们一些老同志提议换成四大梆子老演员去，人家不同意，说如果换了剧团，就是违约，要赔偿损失。最后只增加了田桂兰的《打神告庙》，而田桂兰那时45岁，不算老。培养青年观众，需要新老剧目并重。老剧目看表演、看绝活儿，新剧目要有能动情的东西，能引起年轻人的共鸣。新剧目的剧本要有一定的文学性，是通俗易懂的“剧诗”。培养青年观众，要有一定的组织交流活动，不要囿于一地，因为文化艺术是社会共享的。要到本剧种的地域之外走走，特别是要把戏送到青年学生中。并且要有一些讲解、普及活动。有时候，一个剧节目是在外地打响，本地才引起注意的，《黄河儿女情》就是首先在承德打响的。这种“出口转内销”的现象，也很值得玩味。

说着说着，我就越说越小家子气，离大文化远了。其实也是可以从小见大的。费老讲的是大的社会文化形态，他说：“我一生经历了二十世纪我国社会发生深刻变化的各个时期。在这段历史里，中国先后出现了三种社会形态，即农业社会、工业社会和信息社会。这里边包含着两个大的跳跃，就是从农业社会跳跃到工业社会，再从工业社会跳跃到信息社会。我概括为三个阶段和两大变化，并把它比作‘三级两跳’。”我们的文化要大发展大繁荣，不可不知道一点“三级两跳”的道理。具体研究到文化艺术，就是要追求现代化，创造新世纪的文化艺术，为后人留下传世之作。我们的第一跳尚未跳完跳好，交错着就要第二跳，确实任重道远。我们必须眼界高远，脚踏实地，才能起跳，跳到预定的目标。因此，我们既需要实事求是制定我们的发展规划，扎实有力地迈开第一步，更需要一次新的思想解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