阳明学与“实心实学”
中国实学研究会名誉会长 葛荣晋
编者按：习近平同志在纪念孔子诞辰2565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暨国际儒学联合会第五届会员大会开幕会上的讲话中指出：“儒家思想和中国历史上存在的其他学说都坚持经世致用原则，注重发挥文以化人的教化功能，把对个人、社会的教化同对国家的治理结合起来，达到相辅相成、相互促进的目的”，“世界上一些有识之士认为，包括儒家思想在内的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中蕴藏着解决当代人类面临的难题的重要启示”，其中提到的两个重要启示是“关于脚踏实地、实事求是的思想，关于经世致用、知行合一、躬行实践的思想”。这些讲话精神可以说与实学的主旨紧密相关。实学，反映了儒学的经世理念和价值，也可以叫做“经世儒学”。发掘儒学在管理、经济、文化、军事、法治、医学、外交等方面的资源，发挥其经世致用的功能，助力民族文化复兴，服务治国理政，打造新时期的“经世儒学”即构建“新实学”。
在实学思潮影响下，阳明后学中的有识之士，着重发挥阳明心学中的实学思想，把“实心”与“实学”结合起来，纷纷构建各自的“实心实学”思想体系。
明清之际，“实心实学”的主要流派有三：以黄宗羲(1610-1695)、陈确(1604-1677)为代表的浙东学派；以王艮(1483-1541)、罗汝芳(1515-1588)、何心隐(1517-1579)、李贽(1527-1602)为代表的泰州学派：以袁宏道(1568-1610)、傅山(1607-1684)、李颙(1627-1705)、唐甄(1630-1704)为代表分布在全国各地的实心实学家。他们在学脉上虽不是王学后裔，但他们却深受王学思想影响、与属于王学后裔的实心实学家保持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明清之际的实心实学家，虽然主要源于阳明心学但是它又超越阳明心学，他们在价值观上，具有明显的实学特征。
黄宗羲把王阳明的“致良知”诠释成为“行良知”，强调内圣之学一定要落实到经世致用上。李贽在学术交往上与阳明心学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李贽针对明末“德行为二”的空谈之风，多次提到“实学”这一概念。唐甄大力宣传“事功型心学”，认为“内圣”与“外王”、修身与治世、心性与事功是统一的。他提倡“治道贵致其实”。
当社会主流思潮片面地强调道德理想和泛化道德功能而忽视、贬低和压抑人的物质利益，严重地阻碍了社会生产和商品经济发展的时侯，道德层面的“实心”就有可能转化为物质层面的“实心”；同样地，当由于社会片面地强调人的物质生活而忽视人的精神价值，导致了许多严重的精神疾病的时侯，物质层面的“实心”也有可能向道德层面的“实心”转化。无论是个人还是国家，必须在“实心”二元结构中找到平衡点。人的社会价值，既有群体价值，也有个体价值，二者是互相补充、互相促进的。
（原文刊载于《中共宁波市委党校学报》2009年第1期，由陈长庚摘编，题目略有调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