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传统文化特色”学术座谈会发言摘要之三

非常荣幸参加这样一个会议，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大概是从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国内最早成立专门研究传统文化的社会团体，对于它的使命应该说非常之重、也非常之大，刚才张岂之先生讲到，是我们的本质、是我们本分应该做的事情。那么今天讨论这个题目“中华传统文化特色”。关于中国传统文化特色可以从很多方面去描述它、概括它。

首先应该从我们文化生态来看，比如中国传统文化生态就是多元、包容的，这个是非常重要，中国文化就是在这样多元包容下边发展起来的，刚才张岂之先生提到，我们先秦诸子百家，说明我们文化是多元，多元下边包容发展。司马迁的父亲司马谈《论六家要局》，提了六家，后来又提到十家，张岂之先生讲到六家没有问题。文化发展多元包容的，但是每个家、每一个文化的体系它要能够延续下去，就必须发展，那么发展的前提就是在多元环境下边，相互的来吸取、来充实。那么很明显。汉代汉书六家，经过两汉六家相互交融，最后生存下来、发展起来就是儒道两家，其他墨家、阴阳家、法家、名家他们思想精华都被儒道两家吸走了。以后我们虽然说中国三教并存，佛教后来的，中国传统就是儒道教，虽然我们说独尊儒术已经不是原始的、单纯的儒学了。董仲舒开创了把儒学跟名家、法家、阴阳家、墨家结合的创始者，董仲舒儒学接受墨家兼爱、吸入阴阳家，而且阴阳思想到董仲舒那里才形成相当完整的学术体系。法家的思想更不要说了，董仲舒倡导行德并用，我们历史上哪个朝代不是行德并用，说过去只用德不用行是不对的，只用行不用德也不对，始终是行德并用。

董仲舒开创把六家统一在一起，道家也是，董仲舒里边有非常重要的循天之道，来养生、来治国，把道家的思想统一起来。董仲舒把六家结合一起，以后儒学把中国文化整个思想、体系都概括在里边了，后来道家也如此，也吸收了儒家及其他墨家的东西，墨子经典就是道观里保留下来，中国文化就是多元包容、相互推动、相互吸收这样生态环境中间成长。这个应该是我们今天应该吸收的精髓，怎么样构建多元包容的文化生态？

我们谈到中国文化特征，最重要的特征是人文精神，人文这个词在中华文化中间，最早就是周易本卦，“文明以止、人文也”，人文概念跟天文相对，“刚柔交错天文也”，天文讲什么？关乎天文以知时变，观察天文变化就知道天一年四季都在变化，通过天文的观察了解季节的变化；关乎人文，化成天下，教育百姓使这个社会得到治理安宁。什么叫“文明以止”后来很多注释家，职务不以威猛，我不是用强力制约这个事物，而是用文的方法、教育的方法这就是文明，通过教化对中国文化建设、传播、传承，就是通过礼乐教化进行的，而不是用强制武力进行。而礼乐教化核心就是礼，礼和乐相配的就像鸟的两个翅膀一样，缺一不可。所以在中国文化中间礼乐是核心。所以我们形容这个社会出了问题，就是是说礼乐坏了。

礼乐教化用文化建设、传播、传承这种方式，而它的核心就是礼。反思对中国传统文化中间这个“礼”包括“礼教”这样文化现象的认识，因为新文化运动以来，我们矛头，对传统文化批判的矛头就针对这个礼教。现在很多学者、包括很多领导，都称中国处在文化的启蒙时期，重新认识我们的传统。西方文化也是从反思传统开始，文艺复兴，才有启蒙运动。最近我就想，借鉴一下人家西方欧洲启蒙运动是怎么做的？他们怎么启蒙的？看一些西方启蒙运动时期一些思想家的作品，我就认真看了一下，因为我们强调法治、强调现代法的法治，启蒙运动时期最有代表性就是孟德斯鸠的《论法的精神》，结果我再认真去看，过去看过，但是没有注意到这些，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他著作是1720年写，离我们将近300年，对我们今天对中国文化认识太有借鉴意义了。

我就摘了孟德斯鸠的几段话给大家念念，它对中国文化怎么理解？他从哪里来的？从16世纪、17世纪到中国来的天主教传教士，他们在中国生活体会传回去介绍给欧洲，是很实际的，我们中国历史上16世纪、17世纪时候社会现象他们给传回去了。法国启蒙思想家包括狄德罗、伏尔泰都是根据传教士传回去的中国社会文化情况来了解中国。他们了解中国实际情况有什么印象呢？

孟德斯鸠他说中国立法者们认为，政府的主要目的是帝国的太平，他说在中国立法者们主要目标是什么，使他们人民能够平定的过生活。一个是帝国的太平，一个是主要目标是使他们人民平定过生活。因此他说“中国的立法者们，他就把宗教、法律、风俗、礼仪是混在一起，所有这东西都是品德”，这个四个方面各种各样教导就是所谓礼教，礼教不是单纯的问题，礼教包括宗教、法律、风俗、礼仪，是一个综合性的东西。如果我们能够认识这样一个东西，包括这些方面，所以他说“中国人是把整个青年时代用在学习这种礼教上，并把整个一生用在实现这种礼教上，比如文人用之施教，官吏用它宣传，生活一切细微的行动都包容礼教当中，只当人们找到使他们获得严格遵守方法的时候，中国便治理的很好”，中国维护这个稳定，使人们平静过生活这么一种礼教。所以它不是简单的，我们新文化运动说它是吃人的文化，扼杀人的，培养我们人的基本品格从各个方面。礼教要求“人人互相尊重，要每个人时时刻刻都感到对他人负有许多义务，让每个公民在很多方面都依赖其他公民，因此制定最广泛的礼仪规则。”这是礼的核心，是要奉献自己。

在这方面来讲，礼的价值比礼貌高的多，我们很多人把礼是从礼貌角度讲，礼貌是本质他人的邪恶，而礼是防止邪恶出来，礼是放在人们之间的墙，防止互相腐化。不以礼而刑治国的君主们，就是想借刑法完成刑法力量所做不到的事，即树立道德。刑法不能树立其道德的。一个公民因为丧失道德的观念，以至于违反法律，刑法可以把他从社会里清楚出去，但是如果所有的人都丧失道德观念的话，刑法能把道德重新树立起来吗？刑法可以防止一般邪恶的很多后果，但是刑法不能铲除邪恶本身，因此当中国正经原则抛弃、道德沦丧的时候，国家便将陷入无政府状态，革命就会到来。很惊人，这是一个论法的看到的，为什么当时欧洲的启蒙思想家把中国看成最理想的社会，他们就是就借助中国礼乐教化人文精神，去批判西方中世纪基督宗教让人做神的奴隶独断文化，充分看到人的道德重要性。所以他说“因此，中国并不因为被征服而丧失他的法律，他因为在那里习惯、法律、风俗、宗教就是一个东西，人们不能够一下把这些东西都给改变了，他说改变是必然的，不是征服者改变就是被征服者改变，不过在中国改变的一向是征服者，因为征服者的风俗并不是他们的习惯。被征服者的习惯并不是他们的法律，他们的法律并不是他们的宗教，所以他们逐渐被征服者文明所融化，要被征服人民所被他们融化容易一些”，这个完全符合中国历史，中国历史历来完全是征服者完全被征服者熔化，征服者要想改变这些不容易。因为这个已经深入人们骨髓里边去，并不是一点点改变都能够把它都改变了。

里边特别提到中国孝道问题，他说，政府应该激励人们孝敬父母，集中一切力量使人格恪遵孝道，制定无数的礼节和仪式，使人们双亲在他们生前和死后都恪尽仁慈的孝道，尊敬父亲，就必然尊敬视同父亲的一切人物，如老人、师傅、官吏皇帝，父亲的尊敬就要父亲以爱还报子女，由此推论，老人以爱回报青年人，官吏以爱还报其治下的老百姓，皇帝以爱回报子民，所有这些构成礼教，而礼教构成了国家一般精神。我们现在可以看到，在表面上似乎最无关紧要的东西，可能和中国基本政治有关系，这个基本构成是以治家思想为基础，如果你削减侵权，甚至只是关注对侵权表示尊重的礼仪的话，等于削减人们对视同父母的官吏尊重，因此官吏不能爱护老百姓。而官吏应该把老百姓看作子女一样，这样君主和臣民之间存在的爱的关系也将消失，只要削减其中一种就动摇了国家。举个例子，一个儿媳妇是否每天早上对婆婆尽这个那个义务，这个本来是无关紧要的，但是日常习惯必须唤起一种必须凝刻在人们心中的感情，而正是人们有这种感情才构成这个帝国统治精神，我们便将了解这一个或者那一个侧重的义务是有履行的必要。

最近我也经常讲到，中国非常强调亲情，但是中国亲情并不指家里边，就像梁漱溟先生在中国文化教育中讲了，当初批判中华学，中国文化确实以中华为基础，但绝不是局限中华里边。这就是孟子讲的我们要亲情推广人民、由人民推广爱物，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并不仅仅停留在家族的、宗法的亲情之内，而把这种亲情推广出去。为什么以家族亲情为核心？论语讲看来父母子女之间最私的关系，但是我们是不是发现，在最私密关系里边，恰恰蕴藏着一个最无私的精神，因为父母对于子女从来不讲价值、不讲条件，对子女是无私的奉献，从来不求回报的，当然我们现在有些家长也受到时代的影响，对子女也是投资的行为。私的关系里边包含无私的精神，而且要求把这种精神扩大对名对物。

从小这种习惯的养成、这种义务责任承担，其实就是我们国家一个基础。所以对礼教这个问题，对礼和礼教问题要很好重新梳理一下，因为它在中国传统文化中间，不是像现在，道德是道德、政治是政治、宗教是宗教、法律是法律，是混在一起整体。通过法律、通过宗教、通过风俗、通过礼仪来表达的一种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人的责任和义务这样复杂的东西，把它一股脑、简单铲除掉了，实际上意味着我们把法律、风俗统统铲除掉了。这样的话一个社会能不乱吗？而且这个里边我觉得他体会很深，法律如果没有道德的话，这个法律也是没用的，它可以把坏人赶出这个社会，但是它不能改变整个社会。君子治治不治乱，这句话可能不太容易懂，《黄帝内经》世人不治已病而治未病，礼者治也、非礼者乱也。我们社会礼仪次序非常正常那就治，礼乱了这个社会就乱了。那么这个社会出现乱象你治不治？这不是简单的治问题，而是去乱，被治以治，不是光消除这些社会罪恶的现象，而是把正常的道德伦理这些建立起来，这才是根本的问题。中国传统文化“礼”就是起这样的作用，如果我们套用不太确切的话，自然法、人文法，礼就是自然，不是很确切，因为礼是讲人与人之间最自然、正常的关系，从父母子女开始应该遵守，而自然法是人文法建立的基础，没有自然法不可能建立起来。所以我觉得中国传统文化特色，是一个从多元、包容生态环境下去思考，然后从它根本性、人文精神就是从礼乐教化，我们现在丢失礼乐教化。

我在多次法治建设讨论会上说，现在礼治的建设远比现在法治建设来的重要，我们礼治不建立的话，我们公务员不懂得爱民、我们公务员不懂得廉耻，法有什么用？没用，所以他要守住自己的底线，什么底线？做人的底线。你守不住做人底线什么都能干，没有廉耻，所以还得有敬畏心，老讲中国文化没有宗教，那是用西方宗教理论说明，我们礼教里边就包括宗教，就包括我们非常明确的信仰对象。中国文化中间是有信仰对象、有敬畏对象，敬畏的是天地君亲师。某种意义来讲跟西方敬畏上帝道理一样，因为上帝是万物的创造者、万物的主宰者，人的利益让他主宰，人的解脱靠他。而中国文化生命观念是来源于先帝，先帝是一切生命的本源，祖先是我这一辈的本源，我们要懂得做人的道理，人不能忘本，就要敬畏天地君亲师。做什么事情要对得起天、对得起地、对得起自己良心，如果没有了敬畏，就完了。人还是有敬畏心的，人在做天在看，天就是你的祖先，地就是你的子孙，你要对得起祖先、对得起子孙，还要对得起良心。这些教育都包括“礼”的教育里边，今天我们谈中国传统文化还是离不开礼，这被新文化运动彻底的抛弃了，今天需要重新反思一下，离开这个中国文化根本特色没有。西方法是外在，上帝也是外在，中国礼是内在，中国礼就在每个人心中的，如果抛弃这个东西，那么就割断中国传统文化。

（根据录音整理）

楼宇烈：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